史载，徽宗崇宁年间，曾受到王安石重用的变法派蔡京又担任宰相。他掌权后的第一记重拳便砸向反对变法的元祐老臣。当时，元祐老臣被贬、被流放已经所剩无几，蔡京还不满意，下令在全国各地列举他们的罪状，搜集所有的罪人，所有罪人都是以司马光为首，把他们打成“奸党集团”，在文德殿门前立石碑，亲自书写碑文，上面痛快淋漓地写满了司马光等人反对变法的种种罪行。

　　当时，天上出现日食，皇上惊悚，下诏要求文武大臣给朝廷提意见。几乎所有的谏官都提到熙宁、绍圣时司马光主政时废除新法利国利民的政绩。蔡京就按图索骥，将这些谏官定为“奸党”，予以罢黜，有30多人受到处分。连他们的子孙也遭到禁锢，不能在京城及附近做官。

　　蔡京一手遮天，顺昌逆亡，早已将司马光一派的影响肃清殆尽。他完全可以独自编撰大量的神宗朝王安石变法的实录。可奇怪的是，元明清三代撰写的宋朝历史，大都是引用了司马光及其后人的史料，却无法引用王安石变法的真实材料，说是被人销毁了。这是为什么呢?

　　再说，王安石变法既然如此利国利民，英明正确，为何会导致全面失败?为何满朝文武大臣、仁人志士绝大多数坚决反对?为何南宋以至后来的元明清到民国，所有的主流意识、主流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否定王安石变法?

　　然而，历史偏偏就有翻转的时候。新中国建国以后的30多年间，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是极力推崇，极力褒扬，称其和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一样，都是富国强兵、推动历史进步的壮举。文革时期，王安石更是被推到了绝对正确、无可置疑“法家”地位。80年代以后，他的“法家”名号取消了，但依然是正确的“改革家”的化身。中学课文有一篇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在“时代背景”里，都是王安石忧国忧民、锐意改革、冲破守旧、敢于担当;司马光则是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代表官僚和地主阶级利益，云云。当时所有的大中专教材和各种书籍，都沿袭这种观点。我们的意识形态之所以长期把王安石当作“伟光正”的形象极力推崇，很可能是革命导师列宁曾赞扬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加上王安石的改革和我们的“革命”“改革”有相通之处。翻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书籍，王安石一直是不可撼动的正面形象，颂扬之声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