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外交不能以民粹为导向，避免四面树敌(http://www.010zaixian.com/wenxue/)

　　宋朝在自由派经济学家真宗的领导下，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实体经济快速增长，北宋的货币一直非常坚挺，澶渊之盟后辽国获得北宋的“岁币”后，其财力增强，对内采取轻税收政策，宋辽两国进入了颠峰时期，成为当时两个超级大国，宋辽关系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共同的“市场关系”。但神宗上台上却不顾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一味强势，没有利用好西夏和辽国之间的纷争，将澶渊之盟视为宋朝百年之辱，一味迎合甚至推动民粹思维，却不知道外交是文武之道，需要一张一弛。先解决好宋朝自己的问题，各方面准备好了再与这些草原部落翻脸，自己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却一味的强硬，搞得西夏和大辽直接与宋为敌，最后导致《保甲法》都不能真正推行。

　　五佞臣当道，没有笼络士大夫之心

　　在“熙宁变法”变法派队伍之中，除了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之外，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曾布、章惇、蔡京、李定、邓绾、舒亶、薛向等人名声不好，蔡京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史称“六贼之首”。吕惠卿、李定、舒亶也都是屑小之辈，却都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这些人私心甚重，除了一味的鼓吹“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和叫嚣爱国主义外，并没有在经世致用方面有杰出表现。最可怕的是造成一种不好的舆论导向，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宋神宗喜欢的，就是“小花瓶中插芬芳”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想为国分忧的士子。治国理政，不能只听那些好听的话，任用那些能干任事，例如司马光这样的新法反对者是很有必要的。

　　六倡导言论自由，重审乌台诗案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表面上言论自由与经济没有关系，事实上关系极大。乌台诗案发生于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有颠覆国家罪的嫌疑，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史为“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发生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的后果是导致炎黄子孙万马齐喑，春秋笔法从此不再，拥有不同意见的官员都被赶出朝堂，使得有识之士不敢进言。金庸在《天龙八部》里描写太皇太后与哲宗赵煦的对话就是：“你父亲听不得一句逆耳之言，旁人只有歌功颂德，说他是圣明天子，他才喜欢，倘若说他举措不当，劝谏几句，他便要大发脾气，罢官的罢官，放逐的放逐，这样一来，还有谁敢向他直言进谏呢”，难以想像，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宋朝怎么可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