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多数宋人接受陶渊明的与世无争不同，辛弃疾对陶渊明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并将对陶的解读做了全新的开拓。不仅看到了陶的悠然和静穆，也体会到了他的豪放，“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把酒长亭说》）。将陶渊明比作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辛弃疾在接受和解读陶渊明方面的一个创举。辛有意识的引申和发掘了陶“金刚怒目”的豪放，在词中诠释了一个诗酒菊之外的陶渊明，一个身在山林而心怀天下的诸葛亮式的陶渊明，这里的陶将山林当作了暂时的休整地，他在等待为天下而谋的时机，所以辛弃疾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水调歌头·老来曾识渊明》）词中的“生气”一词，张廷杰先生解释为“指陶渊明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和躬耕陇亩、不忘世情的积极精神”③。此时陶的身上少了几分惯常的静穆和悠然，多了些隐隐搏动的豪杰精神。在陶身上所体现出那种豪杰精神才是辛弃疾认同陶渊明的本质所在。辛弃疾在滔的平淡中读出了暗藏其中的豪情，并大胆的张扬了这种豪情。

　　陶渊明认为他自己是个本性崇尚自然，追求平淡的人，此外他还是个善于思考，努力探寻生命价值的哲人。他在寻找一条实现其人生价值、理想、释放其人格的道路，想要赋予自身生命一种深刻的意义。在最初的理想破灭后，他开始了另辟蹊径的探索，“甚年伤吾身，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是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是他寻找的结果。探索之路必然是艰辛而孤独的，陶在这个过程中时常流露出他的矛盾和挣扎，那些金刚怒目的古代志士和神话人物就是这矛盾的体现。这种矛盾是他思想中的一股暗流，在他宁静的田园诗文中不时地涌现，在通往最高的精神境界的道路上，这股矛盾暗流的涌动是必要的条件和必经的过程，矛盾之后更是他坚定了独闲贵静的处世原则。用诗酒松菊寄托人生，淡化尘世留在心中的伤痕，将其搁置在生命的最底层，将儒家的修身和道家的无为融会在自己的身上，外化出一种静穆的气质。所以他才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人格上充分独立，智慧上完全成熟的一个典范”“代表的士隐士精神中最有光彩的那一部分”④。

　　辛弃疾未必不懂得陶渊明委运自然的真谛，他认同陶渊明最初也的确是从闲适入手的，努力想要接近陶的自然境界，用陶哲学化的思想化解心中的忧愤。但是他却在接受陶的过程中一步步地趋向了陶的豪放，在自己心中树立了一个一直战斗着的儒将似的陶渊明，形成了在特定条件下对陶渊明接受的变异。这主要是因为：

　　一是，辛弃疾是一个战士，一位英雄。他出生在山东，那里是齐鲁故地、孔孟之乡，汉民族的传统精神在那里有深厚的根基。辛弃疾出生时，山东已在金国利爪的控制之下，令宋人屈辱难忘的靖康之耻就发生在13年前，这期间北方民众的抗金战鼓从没有停歇过。辛弃疾的祖父辛赞就是一位爱国志士，因为家室的原因没能逃离金国。为了全家的生计辛赞忍辱效力于金国，但是他从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将满腔抗金归国的希望寄托在孙子的身上。辛弃疾从小就跟随祖父“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观察地形，绘制详尽的地形图，勤奋习武为复国做准备。22岁时他率领附近民众起义，随后归入济南起义军耿京的麾下，主张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抗击金兵，在战斗中他勇猛无畏，战功卓越。耿京的部队解散后他投鞭南渡，踌躇满志的向孝宗皇帝献《美芹十论》，并慷慨激昂的与孝宗进行廷对。这样的生活和战斗经历塑造了一个爱国志士，英雄豪迈的辛弃疾，性格热情而外向，这就决定了他的兴趣和活动必然是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为基准的。归隐绝不是他的本意，只是被迫为之，他虽然想努力适应闲退下来的生活，可是这生活有悖于祖父在他身上寄予的厚望，有悖于他以天下为己任，一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的人生理想。

　　他不像陶渊明那样，在对社会现实不满之后选择转向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修炼，探索并构建一个自己的精神家园，努力让身心和谐、平静。辛弃疾心忧天下的思想意识是伴随着先辈光复北方的嘱托而深植于他的骨髓之中的，他认为个人的得失与安危都轻于鸿毛，不能因为个人的利益而忘却了国家。他时刻将自己的价值实现建立在国家的兴衰之上，因而在亲近自然的时候总是有些隔膜的。想要体会自然的纯美，却总在有意无意之间将眼前的景致与自己的抱负联系在一起；效仿陶渊明在园中种菊赏菊，可菊花开的时候他想到的却是国家大事：“今日复何日，黄菊为谁开。渊明谩爱重久，胸次正崔巍。酒亦关人何事，政字不能不尔，谁遣白衣来？醉把西风扇，随处障尘埃。”（《水调歌头·九日游云洞和韩南溅尚书韵》）。田园美景纵然可以让他体味自然的乐趣，但只是一种表面的虚像，深入骨子里的爱国理想怎么能放得下，所以他自己也说“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婆娑欲舞》）。

　　酒兴诗情虽然不相似，但陶的凛然生气却使辛弃疾在内心对陶产生了共鸣，陶的金刚怒目正好与他“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菩萨蛮·书江西造壁口》）的内心相契合。辛弃疾以一个不得志的英雄的视角看到了静穆之中藏有豪放之气的陶渊明，所以他树立了一个于平淡外有生气的豪杰的陶渊明形象，由酒兴诗情不相似发展到“陶县令，是吾师”（《最高楼·吾衰矣，须富贵何时》）。说陶渊明仿佛诸葛亮，是他的老师都是在给他自己寻找精神的依托，因为他心中的复国之火从来就没有熄灭过。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隐士，陶的归隐不过是因为当时的时代是胸有大志的陶不能有所为，归去之后的陶依然有着积极的用仕之心。基于这样的理解，他放眼开始在历史与现实中为自己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就连庄子在他的眼中也并不总是那么逍遥了。他看到的是庄子不能忘怀世情的感叹：“君看庄生达者，犹对山林皋壤，哀乐未忘怀。”（《水调歌头·题张晋英提举玉峰楼》）那些隐士尚且对世事牵肠挂肚，像辛弃疾这样有国仇家恨，又过刻骨铭心战斗经历的人又怎么能单纯的沉浸在山水之乐当中呢？由效仿陶的闲适起笔却在不经意时写出了壮志难酬的悲愤，都是因为辛弃疾在亲意识中是以英雄相惜的态度来衡量和接受陶渊明的。　　二是，南宋的时代意识。如果说金刚怒目多是陶渊明对战斗不息的精神的赞美的话，那么辛弃疾从陶渊明那里化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浮现在宋代有志士大夫身上的一种集体风貌和时代潮流。与以往的文臣不同，宋代的士大夫受到了朝廷特设的礼遇，在当朝重用文人的影响下他们表现出了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士大夫都要强烈的“自任以天下之重”（《孟子·万章下》）的面貌，因而他们的忧患主要体现为对国家、民族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怀的核心内容就是为天下的安危所忧患。北宋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进亦忧，退亦忧”（《岳阳楼记》）就是这种意识的集中体现。在南宋，这种集体意识更多的体现为爱国志士抗金复国的热情，体现为达则兼济天下，穷亦要心怀天下。浓缩在辛弃疾身上，便是他为官时的积极进取与他归隐时的心系国事。所以辛弃疾虽然归隐，但他选择了交通和信息便利的信州作为归隐地，并且在归隐时与陈亮在“鹅湖之会”共商复国大计。当朝廷召唤他时，已是英雄暮年的他仍然吟着“扶病脚，洗颓颜，快从老病借衣冠。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鹧鸪天·老退何曾说着官》）的词句欣然前往。“进亦忧，退亦忧”是对“独善其身”的扬弃，时刻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陶渊明所代表的委任自然的态度，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可以说，正是由于辛弃疾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忧患意识，进退都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风貌，才使他名垂千古。　三、结语

　　辛弃疾在特定的时期接受了陶渊明的思想，因为时代、处境和个性气质的不同，使他对陶渊明的诠释有了新的内容，带有了他的独特的性格烙印。他由陶的闲适入手后转入豪放，从陶渊明的“猛志固常在”中找到了进退均心系天下的共鸣，在对陶渊明的接受史上这是一个不小的变革。

　　注释：

　　①夏承焘：“读词随笔”，载《文学遗产》1980年第１期。

　　②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2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张廷杰：《宋词艺术论》（第九章）第335页，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④邓红梅：“辛弃疾与陶渊明”，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张毅：《宋代文学研究》（下卷），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2.郑临川：《稼轩词纵横谈》，巴蜀书社1987年版。

　　3.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