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辛弃疾在被迫闲退期间以陶渊明作为自己的精神榜样，这与文化背景、时代气候相关，也与他们相似的经历有关。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是从陶的闲适入手的，但因为他的性格、气质等因素和南宋的思想潮流使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产生了扬弃，由最初的在山水田园的恬静中与陶隔世唱和转而追慕陶的豪放气概。区别于以往对陶静穆的接受，辛弃疾以英雄词人的立场树立了接受史上陶渊明豪放的新形象。

　【关键词】 辛弃疾；陶渊明；接受；扬弃

　　被称为词中之龙的南宋英雄诉人辛弃疾是以慷慨而有金石声的豪放词为人所接受的，但是大凡优秀的作家其作品的风格都具有多样性的特色，辛弃疾也不例外。除了豪放词，他还有一些闲适旷达词，其中咏赞陶渊明或是涉及到陶渊明的作品有很多。据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辛弃疾诗文笺注》的统计，辛词中咏陶或是涉及陶渊明共计92首，占629首词的1/7多，另外辛诗中有19首涉及陶渊明，占140余首诗的1/8多。这样高的比例足见辛弃疾对陶渊明的关注程度，在有些诗词中他甚至直接以“渊明”自居，但是陶渊明的形象在辛弃疾的笔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辛弃疾对陶渊明思想的接受

　　钟嵘在《诗品》中将陶渊明冠以“古今隐逸之宗”的称号，这之后陶便多以隐士的形象为人认可和接受，而辛弃疾“是一位忠贞的民族志士”“亲冒矢石的战士”“又是一位战略家”①，是怀着“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鹏翼垂空》）的壮志豪情奋起于南宋的英雄。时刻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为己任。有着如此强烈用仕之心的辛弃疾竟会在自己的作品里称颂陶渊明，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时代文化的影响。陶渊明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并没有多少影响力。有关他的记载较为详细的只有他的好友颜延之所作的《陶渊明诔》。对于陶渊明的文学作品，尽管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所持的是肯定的态度，但在《文选》中收录的却很少；钟嵘在《诗品》中虽然称他为“隐逸之宗”，却只将他归入了中品的行列，可见陶的品行和诗文在当时没有被人们广泛的接受。直到唐代陶诗才为人所重视，但让陶的形象在士人心中崇高起来的是宋代人。宋人对陶渊明进行了高度褒扬，苏轼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辛弃疾在当时被人看作“坡少公子”，与苏轼同为豪放派的领军人物，苏轼极力推崇陶德做法不能不影响到辛弃疾。此外，宋代理学家朱熹、爱国诗人陆游与辛弃疾是挚友，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对陶渊明的评价也很高。辛弃疾身边友人对陶的推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了他的思想和创作。

　　二是由于辛弃疾与陶渊明有着一段非常相似的生活经历。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的功利观都曾是他们二人青年时期的精神支柱，但是在实现这一理想的实践中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他们入世的路途发生了转折，于是二人都在42岁的中年时期闲退到了田园之中，有了二十余年的归隐生活。陶渊明在归隐后过的是荷杖田间、寄情山水、观菊品酒的日子，这种悠然的生活方式是他在理想破灭后对生命的重新解读。陶的人生境界使身在田园但内心痛苦的辛弃疾拓宽了视野，在农耕、赏菊、饮酒的过程中缓解了心中的愤懑，得到了心灵的慰藉。同时，这种重新解读后的生活状态也成为了他们在田园文学作品的创作上有共鸣的前提和基础。

　　促成辛弃疾穿越时空与陶渊明隔世唱和的关键因素在于“回归”。陶在仕途上经历了三仕三隐的反复，最终因为自己“性刚才拙，与时多忤”（《与严子等疏》）并且“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田园居》之一），而毅然辞去了彭泽县令。但是陶渊明的回归并不只是缘于自身的原因，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也是促成他归隐的重要条件。陶渊明形容当时的环境是“真疯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尔虞我诈、党同伐异、相互残杀的事情几乎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此的世道已经不是大丈夫可以仕的环境了，从这个角度看，陶的回归也是出于不得已。这种由政治环境所带来的不得已也是辛弃疾归隐的情绪反映，他曾经和皇帝在金銮殿上共商国事，亲历过“壮岁旌旗拥万夫”（《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征战岁月。但是南宋与金在隆兴议和之后长期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孝宗皇帝的锐气在身边大臣的劝说下渐渐消退了，朝廷中蔓延出一股士情寡淡、偏安一隅的颓废风气，朝廷里到处都是阿谀献媚的“甘国老”“秦吉了”（出自辛词《千年调》）。而此时仍旧恪守并实践着自己爱国理想、复国主张的辛弃疾就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了。没有人理会他的良苦用心，忠肝义胆换来的却是被人冷落和皇帝的一纸弹劾，这很能让人想到陶渊明对“真疯告逝，大伪斯兴”时代的感受。陶渊明吟唱着《归去来兮辞》离开了令人失望和无奈的官场，辛弃疾也领会了陶与官场决裂的意图。他在诗词中最常化用的就是《归去来兮辞》中的词句和典故，这表明了他与陶渊明的惺惺相惜，也是他们相契合的初衷。

　二、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扬弃

　　辛弃疾选择陶渊明作为他在被迫归隐时期的精神老师，在闲退中他时时向陶靠拢，与陶一样农耕、饮酒、赏菊等等。归隐的人生选择和相似的生活固然是辛弃疾将陶渊明引为同道的契合点，但这不是辛弃疾认同陶渊明的最本质的原因。

　　宋代推崇陶渊明成为风尚，大多数认同和接受陶是着眼于他的平淡与自然，不过陶渊明是多元而多彩的，一个“古今隐逸之宗”的称号并不能涵盖他人生的全部。在隐居时期，仍有清醒的怀天下的念头在他心中萦绕，使他不可能一味的沉浸在那个美好的田园里。在《咏荆轲》《读山海经》《咏三良》《读史述九章》等篇目中，他歌颂的是古代志士和神话人物身上的那种顽强不屈、战斗不息的精神，陶渊明诗在借这些斗士的口重申自己那并未熄灭的进取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被论客们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心目中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了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地飘飘然。”②也就是说，陶渊明的身上不只有静穆，还有金刚怒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