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人的生命意识全面觉醒的时代,生命成了人们主要关注的对象。人的觉醒,个体意识的加强,伴随而来的是个性的张扬和情感的勃发。在魏晋名士风流潇洒,他们或以酒色、或以山水、或以音乐、或以清谈、或以宗教来延长生命的长度和增加生命的密度。但魏晋毕竟是一个空前动荡不安、政治黑暗的时代,他们的情感绝不是个性解放后那种单纯的无羁无绊、无拘无碍,而是在狂放洒脱背后的灵魂的无尽悲忧。而只有陶渊明以他自己别具一格的对生命的体验方式,在官场与田园之间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把“自然”处理得恰到好处,构筑起一座超出表象的精神家园。“自然”一词,是陶渊明的一种生命旨归，是其构筑的为后人所仰慕的精神家园，是其诗歌总的艺术特色。

　　自钟嵘说陶渊明的诗歌是“笃意真古”(《诗品》)以后,诸家论陶诗的艺术风格虽说法不尽相同,但多以平淡自然为旨归。严羽论陶诗是“质而自然”(《沧浪诗话》),胡应麟说陶诗是“开千古平淡之宗”(《诗薮》),朱庭珍在《筱园诗话》里指出“陶诗独绝千古,在‘自然’二字”。 无可置疑,艺术风格首先是作家艺术个性的表现。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言乐，曲度难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天才论”的文气说，认为禀赋决定个性，个性决定创作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专论文章风格和作家的关系：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