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朋友的介绍，陶渊明知道慧远，拜会慧远，都是可能的。问题在于，无论陶渊明的文集还是慧远的文集，都不曾提及彼此。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即便他们确实见过面，也不大可能有过传说中那般富于戏剧性的默契。

　　从慧远一面说，他的年辈、声望远远高过渊明，而且自律甚严，不大可能对渊明如此屈尊俯就。

　　从陶渊明的一面说，其思想意趣显然与慧远并不合拍。总体而言，陶渊明的思想，属于儒、道杂糅。他既讲求人生信念、出处大节的坚守，又讲求生命的通脱与潇洒。他形容自己的生活：“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意思是说，既然生而为人，必须承受不幸，必须积极地承担命运，履行责任，在担荷之中体认生之愉悦。他形容生与死的关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委”是交托生命;“纵”是享受生命。以一种坦然的，甚至略带好奇的心态面对生，面对死。这种人生哲学显然从庄子而来，所以有人说陶渊明的思想是“新道家”。

　　陶渊明的生命情调是此岸的，与慧远那种寄望于往生净土的信仰格格不入。陶渊明的生活态度，既有自我压抑的一面，又有享乐与幽默的一面。这与慧远异常严格的宗教生活也全然不同。这样的两个人，是不大可能惺惺相惜的。

　　不妨这么说：晋、宋之交的庐山，以慧远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由精英文士组成的隐逸共同体。而陶渊明，则处于这一共同体的外围。他们之间有交集，那就是对政治的疏离，对人生信念的坚守。他们之间也有不同，那就是对人生本质的看法。至少陶渊明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需要通过对来生的想象，以及对彼岸世界的敬畏才能获得救赎。基于此种信念，他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诗意的人生哲学。　　我们曾花大量篇幅介绍慧远对同时代人的影响，真可谓笼罩一时，无远弗届。陶渊明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能够在庐山脚下，活泼泼地完成自己的精神成长，而对慧远保持健康的免疫。

　　说到这里，他们是否见过面，恐怕已经不重要了吧。

　　那么，如何看待那些关于慧远、莲社、陶渊明的传说呢?我想，正因为他们未必真实存在过，反而具有某种更深层的真实。这里所谓的真实，与一时一地的历史无关，却与更长历史时段中的文化心理有关。它们说明，人们是多么热爱庐山，热爱慧远，热爱陶渊明。拥有慧远和陶渊明的庐山，几乎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