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来考察一下陶渊明的家庭环境，陶渊明是陶侃的后代，且陶家世代入仕。陶侃做过大司马，祖父茂，父亲逸都做过太守，而外祖父孟嘉则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陶渊明生在这样的仕宦之家，他能没有为光宗耀祖而入仕的决心吗？但是，陶渊明又不是一个贪慕虚荣和富贵利禄的人。他在《命子》诗中颂扬他的曾祖说：“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又说他的父亲，“寄迹风云，冥兹愠喜。”他曾替外祖父作传说：“行不苛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敌。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从这些可知他的祖先亲戚，不少是胸怀广阔，品德高尚的人。从他对祖先的评价中，可看出这些祖先对陶渊明的影响之深，使陶渊明在入仕与隐逸的矛盾中的彷徨。

　　第三，陶渊明年轻时所受教育也是两种矛盾思想。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另一方面是老庄玄谈思想。西汉以后，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文人所读书都是儒家典籍，思想上自然受儒家文化影响，他自己也曾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而儒家思想则要求人积极入仕，大济苍生。所以青年时期的陶渊明难免会有入仕从政的远大抱负。但是，老庄玄谈之风在当时的东晋又极为流行，而老庄思想则要求人过清静逍遥，自由旷达的生活。两种思想在青年陶渊明的脑中交战，他既想过清静旷达的生活，又想入仕从政。

　　这一切原因使青年时期的陶渊明树立了从政从文的双重志愿。

　　我们再来看一下陶渊明归隐的性质。当时人们对“隐逸”的理解和运用，是十分混乱，甚至几近于滥的。大而言之，只要在野不仕，就可称为“隐”。有一种人把“隐”作为以后仕进的途径，即唐以后所称的“终南捷径”，他们先隐居山林，屈居委巷，等到时机一到，有人引荐，即作为仕进的途径或资本，这是一种假隐。其他的隐者有“大隐隐朝市，小隐隐陵薮。”大隐即朝隐，小隐即山林之隐藏。最早的“朝隐”者是汉代的东方朔，他认为身居朝廷也能“避世全身”，是“隐”中的高者，自此以后就认为朝市之隐比山林之隐更高一筹。陶渊明的“隐”基本属于山林之隐，但又完全不同于山林之隐。山林之隐者完全沉湎于山林之中，不问世事。而陶渊明则不同，他虽身居山林之中，却仍关心国家大事，这是一种“心隐”，不是“形隐”（身体处于山林之中）。陶渊明的这种归田之隐，实质上是陶渊明冲破世俗社会的精神枷锁和物质枷锁，追求内心调和和个性解放的“心隐”。所以陶渊明在官场碰钉后彻底地归田从文了，这种一种真正的心灵之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