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柳永式的为歌妓写作，姜夔式的为生计写作，苏轼的审美人生的生命观念，更多的是为兴趣写作，为审美写作。这一点，对于苏轼的诗文艺术创作，有着内在的深刻影响，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轼的艺术创作的种种特质。譬如苏轼的艺术创造，是更为随意的，更为注重主体感受的，更为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更为不顾及法则之类的约束而偏重于创作刹那的美感的，是“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的创造性的快感，与黄庭坚的法则式的写作，苏轼的创作更为重视的是灵感，是“奋袂如风，须臾而成 的灵光一刹，是“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再难摹”。东坡论述书法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意造”两字极好，也可以视为苏轼艺术创造之概括；诗歌写作也是如此，苏轼曾说：“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颇有意味。所谓“诗欲其好”，指的是众人之好，法则之好，“则不能好矣”，则是自我之好，审美之好。因此，以审美人生处来审视苏轼，则苏轼诗文艺术的种种怪怪奇奇的现象，都可以大致寻觅到源头。东坡作词，之所以能不理会所谓词体的当行本色，出新意诗人雅词于词体别是一家的法度之中，寄士大夫精英文化于豪放风格之外，都与苏轼的这种审美人生观念有着渊源关系。“以诗为词”的文学破体创作，无视每种文学体裁的当行本色的规矩，是因为苏轼原本就没将这些法则规矩看得很重，诗文也好，绘画也好，都不过是使我在创造中愉悦的载体而已，“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达心适意，正是审美与法则之间的极好说明。当然，苏轼的达心适意，是在对于文学艺术基本法则的深谙娴熟之后的自由，是总体法则之中的逾矩，是逾矩中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