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多才多艺的苏轼来说，审美的愉悦，其范畴相当的广泛，书法、绘画、古董、金彝，无不在其彀中。初踏仕途的凤翔时期，他就有《凤翔八观》，其中的《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都是十分著名的。可以说，仕途为苏轼的审美人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在《石苍舒醉墨堂》中，苏轼曾论说书法之乐：“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如欲美酒消百忧”，“兴来一挥白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那快意真如庄子笔下的逍遥游呀！所以，苏轼人生的闪耀，便是在那“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的愉悦，是如同他自己所体会：“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出也”的体验。

　　当然，苏轼的审美人生，并不是与人类社会文明的隔绝，恰恰相反，苏轼非常喜爱访客聊天，在聊天会客中获得乐趣并得到灵感和创造。有资料记载：“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谑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后去。或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

　　苏轼的审美人生，当然也包涵着对于大自然的审美，在仕宦倦游之时，对于大自然的审美愉悦，是苏轼最好的休憩，因此，他陶醉于“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的朝霞夕日，呼吸饮酌着湖光山绿：“呼吸湖光饮山绿”，他怜爱着一切美好的生命：“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有时，他对于仕宦生涯极端的悲哀：“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大自然与他的诗文写作，就成为唯一不弃的伴侣：“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天人合一，与自然溶为一体，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传统，不独苏轼而然，但苏轼代表的宋代士大夫之人生，其个体生命之于宇宙自然、社会生活之于自然世界之融合，更达到了新的境界，譬如余极爱东坡词“我欲醉眠芳草”，因此，若见一片青青碧绿，便欲醉卧其间。词作之感人，先在词人之投入，非止形体，乃词人之一片精魂，皆融化在芳草自然之怀抱，那“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的惺惺相惜，那种陶醉美景的珍爱，那种“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的归依，都令我心醉。而词序所记录的此词的创作过程，更是东坡以诗词写作为审美人生的极好例证：“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书此语桥柱上”，将词作发表在大自然，则无异于一种泛神情感，将大自然视为可以阅读，可以欣赏，可以交流情感的读者。余少年时代，在沙漠中见西辽河水，视为天河，徘徊至暮色而归，因将小词以树枝书写在沙滩，故深解东坡之审美情结；又如名篇《记承天寺夜游》中的：“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则自然之景色，乃“一片风景一个心情”，景物更多的是主体之关照，是社会化之自然，“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是幻觉之自然，想象之自然，自然之美，全在：“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闲人，只是相对仕宦人生而言，对于审美来说，却并不闲，因为苏轼不但沉浸于美，而且创造了这一千古名篇。故“闲人”两字，为关键词，可以视为苏轼审美人生的别样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