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清庙》作为“颂之始”，除了是赞美周文王功德的颂歌之外，也就几乎成了西周王朝举行盛大祭祀以至其他重大活动通用的舞曲。《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所以孔颖达疏说：“《礼记》每云升歌《清庙》，然则祭祀宗庙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庙》，故为《周颂》之始。”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序》说：“《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也。”鲁诗更直接说是“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而《尚书·洛诰》则说：“禋于文王、武王。”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至于是周公所作呢，还是周武王、周成王，甚至周昭王时所作，还是作于周成王五年或七年等等，一是史无佐证，二是诗无明言，所以也都只好存而不论了。　　全诗只有八句，不分章，又无韵。开头两句只写宗庙的庄严、清静和助祭公卿的庄重、显赫，中间的四句也只写其他与祭官吏们为了秉承文王的德操，为了报答、颂扬文王的在天之灵而在宗庙里奔跑忙碌。直到最后两句才颂扬文王的盛德显赫、美好，使后人永远铭记。全诗并非具体细致而是抽象简括地歌颂、赞美文王。而本诗的特点，或者说它的艺术手法也正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可谓匠心独运，专门采用侧面描述和侧面衬托的手法，使笔墨集中在助祭者、与祭者身上做文章。他们的态度和行动，是“肃雝”的，是“骏奔走”的，是“秉文之德”的，而又虔诚地“对越在天”，于是通过他们，使文王之德得到了更生动、更具体的表现。这种表现方法，比起正面的述说，反而显得更精要、更高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