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商人祭祀场面的隆重与礼仪风俗的特点。《那》与《烈祖》都没有提到具体的祭祀对象，前者着重表现各种乐器的合奏齐鸣，写出场景的壮观;后者则反复祈祷神灵降临。两诗恰表现了商人祭礼尚声的特征。《礼记·郊特牲》谓：“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三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说的正是这种祭祀风俗。

　　第三：商人宗教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暴力色彩。三十年代郑振铎在《汤祷篇》追索人祭现象时已注意到殷商宗教祭祀中有“蛮性的遗留”(注：《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1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甲骨卜辞中有“伐敱”、“伐芊”的记载，《尚书》的《商书》数篇也表现了殷人的这一特征。

　　与殷商人狂热的宗教情绪相一致，商人的诗歌也充满了对吞并战争的种种野蛮、凶残、恐怖、威力、勇武的歌颂和夸扬。如《商颂·长发》描写征伐海外的功绩：“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长发》诗中描写了武王伐桀灭夏的勇武：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

　　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九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诗中对自己以武力统一天下充满了自豪感，歌颂杀伐立功，歌颂勇武凶悍。《殷武》诗中还赞颂了讨伐荆楚的武功：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人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以征伐占有为荣的观念在诗中得到充分表现。商人的这种尚武尚力的精神与这个时期在青铜器上所铸就的饕餮形象的狰狞可怖、威猛凶暴相一致，正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二

　　王国维先生云：“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注：《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宗教观念的变化是变革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夏、商统治者都讲“天命”，商人更是唯上帝是尊。周人灭商建国，也自称是秉承“天命”的。但对“天命”的理解和认识，商与周是有着根本不同的。周人不像商人那样把上帝作为人间一切的主宰，那样被动地去接受天的安排，而是把天命与人事既联系又分离，天命不再仅仅是上帝的一种主观意志，它还需要参验人事来进行决断，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周人看来，人的命运并不完全由天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由人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