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与西方文学中以婚恋为主题的诗歌相比，中国的爱情婚姻诗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庄重典雅，温柔敦厚的品质，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缺少一种激动人心的原始的野性的力量;同时，由于两性在社会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爱情诗表现出以男性为中心的倾向，作为爱情主体的男女双方，缺乏心灵的沟通与交流。这使中国的爱情婚姻诗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病态之美。一方面这种特质在《诗经》中已有所表现;而另一方面《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由于产生的年代较早，与后代相比较少地受到道德因素的制约，与后代的婚恋诗相比，也能较多地呈现表现出一种健康的趣味。

一：“欲”的引退与情人的隔离

　　爱情与婚姻一向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为婚姻也许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爱情应该是人类最伟大高尚并且不可或缺的情感。世界文学长廊中因有了这一枝奇葩，放射出多少异彩，增添了多少生机。

　　但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显得缺少原始的野性，缺乏浪漫的激情。在儒家伦理道德的统治下，被净化了欲望的中国人，他们的爱情也如一泓死水，波澜不惊。

　　荷马在其不朽的史诗《伊利亚特》中讲述了一个与美女有关的著名的战争故事，希腊联军为夺回美女海伦远征特洛亚，双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战，成千上万的将士为此血染疆场。而故事的结尾富于喜剧色彩，当海伦登上城楼，所有人为她的美丽而震惊，由衷地说，为了这样的女人，哪怕战争再持续十年，我们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美女的命运：西施被越王进献给夫差，作为腐蚀对手的工具;昭君被汉帝打发去匈奴，成为维护和平的使者。温莎公爵不爱江山爱美人，他为了辛普森夫人毫不犹豫辞去王位，而中国的唐明皇却江山情重美人轻，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可以把心爱的女人缢死!这些文学故事或历史事实，鲜明地反映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气质。我们不能轻率地指责唐明皇薄情，真正富于意味的，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恐怕是二者所处的不同的文化语境。在西方的文化传统里，好色通常不会被理解成品行上的瑕疵，有时甚至是值得夸耀的优点;而在中国，好色会成为一个人道德上致命的缺陷。欲常引起人们的恐惧或担忧，好色者会受到主流文化的尖锐的指责。明白这一点，我们不禁对唐明皇产生同情，温莎公爵的选择显然比他要单纯得多，他只须衡量爱情与权力哪个对自己更重要，而唐明皇除此以外，还必须面临一个道德的裁判――谁愿意站在道德的对立面，把一顶荒淫无耻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