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时的三个文化中心(周王室、宋、鲁)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楚国代替东周王朝，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那么在《诗经》中为何没有“楚颂”呢?作为文化中心，应有其文化产物。如鲁国的孔丘创儒家学派，宋国大夫墨翟创墨家学派。《楚辞》的形成与曾侯乙墓乐器群所反映的曾国(楚国的国中之国)的宫廷音乐都可看作楚国成为文化中心的标志。而《楚辞》中最具特色的作品《九歌》编辑于战国，且曾候乙下葬的年代也应在前433年或稍晚些，属于战国初期，也就是说，从公元前520年“王子朝奔楚”后经过了至少几十年的时间，楚国才发展成为文化中心，而孔子整理《诗经》的时间为公元前484年，此时楚国尚未发展为文化中心，故《诗经》中无“楚颂”。

　　世称“风骚”，是指《诗经》的《国风》与新兴的文体：“骚体”。它们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流，各自展现出不同的艺术魅力。“风”朴实敦厚，“骚”瑰丽沉寂，两者分别是古代黄河和长江文明精髓的体现。“骚体”作品，被后世统一整理为《楚辞》一书。宋代黄伯思对《楚辞》的特点解释得比较精辟：“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东观余论》)《楚辞》不但想像丰富，文采华丽，当中引用了大量楚国的神话故事，涉及不少宗教礼祭，加上感情热烈奔放，使作品充满一种神秘、浪漫的色彩。它实际上是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的集中体现。楚国民间音乐的内容，以祭神歌舞为主，它在“巫”与“史”两大文化源流中属于“巫”的系统。《吕氏春秋・侈乐》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将楚国的衰亡归咎于它的文化形态。据文献记载，当时主要流行三类不同的乐歌模式，歌舞乐三为一体便是其中一种重要类型。另一种类型为徒歌，即没有配上乐器的歌唱方式。有时歌者也会遥相互应和唱，展示出楚地流行和唱的传统。此外，史籍中也有楚人配上器乐的歌唱形式，称为弦歌。《楚辞》各篇章均为韵文，多方面具备各种音乐特征，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经屈原修辞、加工而成的《九歌》是最能体现《楚辞》特色的作品。它是由歌词、音乐、舞蹈组合而成的一套祭祀神鬼的歌曲，清丽悲壮，兼而有之，委婉曲折，感发人心。共有十一首歌曲，依次祭祀不同的神鬼，采用不同的标题。从这十一首歌曲中不难发现，楚国一带(南方)把神赋于了人性化，认为鬼十分可爱，尤其在《山鬼》中把鬼描写得十分美。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南方“鬼”指亲昵的爱称，并且还有“喊魂”的民俗，这一切都是“巫文化”的遗存。楚人“崇火尊凤”，多次征伐和民族融合，为楚文化带来新元素，“王子朝奔楚”，带去了大量的华夏经典。楚文化的兼收并蓄精神使它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兼各家所长，最后它的哲学成为经典，它的诗歌被人传颂。 　　我们已知，楚国在战国初期，已发展成为文化中心，《诗经》中“颂”是文化中心特有的产物，那么楚国是不是应有“颂”呢?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说《楚辞》是楚国文化中心的产物，而非“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