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中国人民于2500年前已开始追求学术创新，活跃学术氛围，不再局限于四言方格，而是善用五言、六言形式进行无规律变化，甚至骈散结合，给予诗歌一个灵动的生命。又因为《诗经》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石的，人民习惯于将花花世界的景物摄入诗中，常以某一物起兴，再言及中心，如《月出》中以月比兴，以圆润皓月喻美人仪容，从而给诗歌披上一层虚幻朦胧的面纱，将思念之情表达得扑朔迷离，唯美动人。

　　许许多多的艺术手法，形形色色的表达技巧，融合于真挚诗情的人生感悟，将我们带进一片弥漫着唯美情调的诗海文苑。正如《风雨》中的“鸡鸣喈喈”与《鸿雁》中的“哀鸣嗷嗷”就是将现实生活中的听觉以惟妙惟肖的手法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艺术情调水乳交融，共冶一炉，不仅再现了周王朝的历史画卷，更赠与我们赏心悦目的美学享受。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尤其在《诗经》被经学化后，更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而屈原之后的许多诗人，也秉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丰富、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的艺术魅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并以此来推动文学革新。一代枭雄曹操在《短歌行》里直接将“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引用其中。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代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一直占据主流，无论是宋代陆游还是清末黄遵宪，无不秉承这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