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朱熹及后代对《关雎》的新解

　　对《关雎》解读自东汉以后变化不大，直到宋朝理学时期又有新解，理学大师朱熹就与《毛诗》的解释有很大差异。朱熹晚年本着“尽去《小序》，尽涤旧说”的目的做《诗集传》。但他并未“旧说”尽去，而是对其进行了许多扬弃。在《关雎》喻义问题上仍沿用“后妃之德”之说。朱熹在解读上确实有自己的一番见地，他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把《关雎》最终落在了“配君子而成内治”上，而古代中国历史上固有的圣人情结，使朱熹把《关雎》中的君子与淑女附会于文王与大姒“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周之文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在他们看来历史上圣人的思想和行为直接对世人起着垂范性的教化作用，认为《关雎》是教后人，以文王和大姒的婚姻为典范。

　　朱熹又从《关雎》推到《周南》进行解释：认为《周南》中《关雎》、《桃夭》、《葛覃》五首诗皆言后妃之德，《关雎》只是其中的个体代表，是借言后妃之德而阐明文王因为身修而达到的国治之效。由此又把修身、齐家推广到治国、平天下，彰显了其由内而外的治家治国之道。朱熹把君子与后妃落实到文王与大姒，本意可能并不为附会历史，但是把历世高山仰止的文王夫妇树立为齐家的典范来让后来者效仿，一方面为此诗提供了历史例证，契合了世人的圣人垂范情结;另一方面也以文王的文治武功来证明“修身齐家”做好后能使国治天下归。

　　《关雎》作为《诗经》首篇的也被后代大师们所关注。随着“诗学”的发展，清代学者不再固守汉儒解读《诗经》的路径。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此诗只是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而君子和淑女都不是对某人的特指，更不见得要附会至文王夫妇。崔述的《读风偶识》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解释《关雎》也都不再拘泥于“后妃之德”，尤其方玉润觉得“用之乡人”、“用之邦国”皆相宜。显然已经透过经学解读的藩篱向外拓展，开始倾向于从诗歌审美方面关照《关雎》。

　　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以古史辨派开创的现代“诗学”已经跳出经学解读的重围，开始真正从文学审美角度审视《关雎》。现代“诗学”基本都把《关雎》看成是有关恋爱婚姻的诗歌，但具体观点之间也存在差异。闻一多和胡适认为《关雎》是展现初民男女爱情的恋歌，而郑振铎先生则解释为描述婚姻的结婚乐曲。

　　综上所述，我们从历代学者对《关雎》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历史上各个时段的文学作品及一些对先人优秀作品的解读都不是空穴来风，各家都会把自己的作品或对前人作品的演绎，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因为主流意识形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当时的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拥有话语权。学术话语一旦与主流意识相结合，那么它就拥有了坚实的基础与后盾，从而成为权力话语。这也是为何一些文人政客竭力把自己的著述向权威性话语靠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