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代“经学”对《关雎》的意识渗透

　　随着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渗透，董仲舒以“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及“大一统”思想契合了汉武帝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雄心，使之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从一家之说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儒家经典也被尊奉为知识与思想渊薮的“经”，经学也变成士人进禄致仕、经世致用的不二法门而随之称霸天下，造成了汉代整个社会奉儒治经蔚然成风。因而也出现了众家解诗的繁荣局面，产生了“诗经学”或叫“诗经阐释学”，最著名的有鲁、齐、韩、毛“四家诗”;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的属于今文诗学，又被称作“三家诗”在西汉十分盛行。并设置“经学”博士，但三家诗大都已经亡佚，清人王先谦对三家诗曾进行过辑佚。而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属于古文诗学，即学者所谓的“毛诗”。

　　《关雎》被置于《诗经》之始，历来是“诗学”重视的对象，汉代众家解《诗经》都对《关雎》反复推敲，从四家诗都将《关雎》作为关注的焦点来诠释中可见一斑。

　　鲁、齐、韩三家诗大致相同，都把《关雎》视为讽世刺时之作。鲁诗“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齐诗“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韩诗“《关雎》，刺时也”。“三家诗”都把《关雎》中普通的男女爱情之作上升到了人君与后妃关系的诗作，把《关雎》附会成刺诗，讽刺康王沉迷女色，贻误朝政。期盼诗中的男女之情终归于礼，借古鉴今讽谏君主谨戒好色淫逸，要求后妃具有“淑女”的贞淑贤静，从而达到旺家兴国。今文三家诗之所以把《关雎》的主旨归于讽谏君主后妃的刺诗，这与汉代的社会现实和今文经学家的政治诉求有关。

　　人类由野蛮蒙昧进入到文明有序的时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道德与伦理观念日益加强，从反思和总结中认识到强化稳定的男女关系的重要性，所以男女夫妇之礼被放到了“万世之始”的重要地位。在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等伦理关系中。《周易・序卦》把“夫妇”之礼放在首位，并且指出夫妇之道亦需久恒。对于国家来说，帝王的婚姻匹配更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兴衰。汉初刘邦死后，吕后专权专横，几乎颠覆了汉家社稷。后来窦太后、王太后又连续干预朝政，汉武帝宠爱后妃也多次不同程度地影响政治。比起《关雎》中所赞淑女的贤惠贞淑，她们相差甚远。当时士人们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把具有社会代表性话语的《关雎》说成刺诗，反映了西汉经学家劝诫帝王正确对待“人伦之始”的大婚，不要过分贪图美色而忽视了贤德，要匹配爱慕有贤才之女，而保天下的长治久安。根据“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的理论，帝王应该先治理好后宫，再由内到外、由己及人、由近到远，最终实现天下大治。 　　“毛诗”较“三家诗”晚出，主要在民间传播，“毛诗”学派要涉足政坛，其理论必须要有政治上的优势，所以没有步前三家后尘于讽刺进谏，而立足于赞美“后妃之德”强调“上以风化天下”，从帝王统治角度出发把《关雎》阐释为“经夫妇”、“厚人伦”移风易俗进行教化的工具，这样就迎合了帝王统治天下的心理。《毛诗》广泛吸收了前人诗学的研究成果，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学术和政治意义的完善，最终集《诗经》学礼化之大成，在西汉末期被立为学官。东汉以后《毛诗》逐渐风化天下，而其余三家诗日渐衰退，以至后来大多亡佚。我们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正义》就是毛亨所传“毛诗”。

　　《毛诗》每首诗都有序，其余各诗序都比较简短，只有《关雎》的序比较长，洋洋洒洒蔚然成篇，被称为《诗大序》，即学者专称的《毛诗序》。毛氏开宗明义地把《关雎》的喻义美赞为“后妃之德”，也对《诗经》进行了纲领性理论概括，把它看作弘扬王道之音，进而风化天下的工具。《毛诗》没有把《关雎》解释为“刺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风雅正变”理论。《诗大序》认为西周初期的《周南》、《召南》代表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王道声音，而把西周后期政治衰乱中比较有讽刺意味的作品称作“变风”、“变雅”，认为“变风”、“变雅”创作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王道衰，礼义废”，这样才造成了天子失政，诸侯失纲，大夫僭越，民不聊生，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继而也就有了讽世刺时的“变风”、“变雅”。《关雎》则是《周南》首篇，是礼义典范的王畿之音、“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表率，所以毛氏不能将《周南》中的第一篇《关雎》作为刺诗，而从帝王治国由内而外注重后妃之德、风化天下出发，用《关雎》为“后妃之德”垂范：忧虑君子进谏贤德之人，而不能过分沉溺于美色，爱怜窈窕贞顺的女子而注重其贤淑之才，且还要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