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们本人而言，现在的状态或许是正确的，毕竟他们相继取得了成功。问题是他们走后我们的诗歌怎么办！较之死亡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客观的，但他们这种集体性（尽管他们并不曾有过什么宣言或是仪式，但终究是大批的）的逃脱带给后来诗人的阴影是无法估量的。毕竟，现下的诗人在诗歌无法坚守的时候难免不回想起他们的先辈、同仁曾经的努力。而展现给我们的，却是这一批优秀的诗人曾经无法改变诗歌的困境，却在另外的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本身是不好的兆头，在诗歌的立场上。

　　这与我前面的言说是矛盾的，但我还是另外列了出来，毕竟，现实的生活是矛盾的，现实的诗歌是矛盾的，现实的一切都是矛盾的，包括我，一个青年，对诗歌的思绪！

　　五、尴尬

　　说起这个话题源自于2006年的《南方周末》。其中一篇关于翟永明的叙述让我颇为惊恐！想来确实如此，当把诗歌朗诵会最后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翟永明是勇敢的，是我们愧对于诗歌，时代愧对于诗歌。这也就是坚守的尴尬！并让我们肃然起敬，但这又是悲凉的。

　　这几年，我们看到了诗歌大会的枝繁叶茂，在泰山、贵州、海南，在青海湖，在北京。然而当我们真正正视他们的时候，是否想过究竟是“诗人”、“诗歌”的幸事，还是“宣传”、“作秀”的尴尬。也许是我关注的诗人太有限，据说著名的诗人竟然没听说一个，什么华侨诗人、学者诗人、打工诗人。

　　如此看来，我们所能理解的诗人早已归于历史，现实的诗人大概可能是那些偶尔做诗的诗人，诗人由此不再是一个让人敬仰的名词，而成为一种信手拈来的字句，只要写几句，发上一二篇就能获得若干叫做什么著名、XX派代表诗人等等修饰语。一如现在的“大师”，但凡著名的都是大师，对国学有研究的就叫“国学大师”，说到此，确实是我们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