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孟子之所以溯源至尧舜，其核心在于尧舜具有“人法天”的智慧。天拥有一切，但绝不占有;天廓然大公，但充实饱满。尧舜传下了表征“天德”的“文章”——礼乐法度，这样，后来者就足以循着其“文章”建立一诚信公平中正的社会公共空间，使老百姓真实受益。但这只是“命”，如果“命”不如此，难道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吗?当然不是，孟子提出了“性”，就是注重每个人的自觉，即不管“命”是处在顺境或是逆境，都要晓得尽心以立命。也就是说，不管身处何时何地何种处境，都要坚持心中的善，这才是人生正道。简言之，若在心中建立“善”的信念，即便自身还未印证到“善”的真义，但也可以说是找到学问的入门之处了。

　　若就身边发生的事情来看，如果我们正面临着人间的生离死别，感情的爱恨情仇，事业的困难重重，家庭的矛盾争吵，我们的心性是否依然处在“善”的意境中呢?可见，“性善”不是说起来好听，做起来不见踪影的玄谈。关键时候，需要我们唤醒自己的良知，而非等待环境的造化。这样，“性善”虽是每个人本来所具有，但 “性善”的作为却属豪杰之士的奋起而非凡民的等待。总之，“性善”不是一种静态的思考，而是行动上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性相近，习相远。

　　这句话出自孔子。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习，有两种解释，一是文化学习，一是环境熏习。孔子认为，人性的本来面目相近，但由于后天的文化学习或环境熏习不同而渐离渐远。也就是说，在“性”的印证中，孔孟都有得于“心”，但“性”的歧出却落到了“形色”上面。所谓形色，若口、目、耳、鼻、四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