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进传统文化的世界

　　《三字经》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中国社会众多儿童读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种。孔子《论语 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说，在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的力量，就再去学习文献。《三字经》从“首孝弟，次见闻”到“通古今，若亲目”开始走进一个传统的文化世界。首先是为儿童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常识，“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按照一定的顺序拓展见闻，这一部分包含了自然常识、人伦常识和生活常识，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助于孩子的生活教育。其次就是儒家经典。从“凡训蒙，须讲究”到“经既明，方读子”，《三字经》全面涵盖了儒家经典的相关信息，从十三经到五子，介绍作者，说明篇目，知识信息非常大，在这些基础上，又以精炼的语言说解经典大义，明确要旨。第三是由经入史，《三字经》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知识，把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勾勒出来。这些实际上是对传统“经史之学”的发蒙。

　　经史之学是国学的正宗，清代大儒钱大昕说：“为学当自经史始。”在儒家经典中，蕴含着中国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中，古人用生命印证着中华文化的精神，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与借鉴。我们翻开《唐才子传》，在《王勃》传里，说：“六岁善辞章。”他六岁已经会些写诗文了。当时的诗，就是古诗、律诗、绝诗，当时的文，即古文、骈文。六岁怎么就会写这样的诗文呢?再看《骆宾王》传，称“七岁能赋诗”;《李百药》传，称“七岁能文”;《刘慎虚》传，“八岁属文上书”，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换言之，在唐朝，七八岁的孩子不仅会读懂古文、骈文、旧体诗，还会写古文、骈文和旧体诗。是不是当时的人特别聪明呢?不是的。我们再看近代人，如康有为，“七岁能属文”。梁启超“六岁毕业《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日缀千言”。可见古今人的聪明是相似的。不论是唐代人或近人，他们从小就能读懂古文，不仅会读，还会写古文和旧体诗。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在传统文化里汲取了营养。

　　当代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在他具有自传性质的著作《去日苦多》中写道，他自幼在自家私塾接受传统儒家的发蒙教育。杨先生回忆说：“基本读完了‘四书五经’，只有《易经》没读，后来又读了‘十三经’的一部分，还读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古文释义》、《龙文鞭影》等。熟读的还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楚辞’”。他还说道：“十岁出头时，我还读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说故事，还有相当一部分流行的明清传奇、话本等。”在国学的浸润与陶养中，少年杨宪益的颖悟与才思逐渐显露出，诗人气质与情怀亦现出端倪。充分说明通过传统文化给予蒙童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在价值取向与精神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