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作者人生遭遇的必然性。写作也是要有动机的，即解决写作目的和动力的问题。《红楼梦》文本内容中已或隐或现地点出作者之所以耗尽一生心血写出《红楼梦》的目的和动力，如果结合《红楼梦》文本外的研究，比如对曹雪芹家族身世以及生存生活状况的考证，则可以较为清晰而深刻地理解其写作的目的和动力。试可作如下分析：一要写出自己所经历的辛酸，为自身遭遇不平而鸣；二是不能让曾经与自己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人消失于无形，要用自己的笔记述下来；三是为了争夺一生都没有的话语权。鲁迅说过文学大抵都有些自传的性质，我们不能说《红楼梦》所叙完全就是作者自传，但具有自传的性质是不能否认的，所谓自传的性质就是：或者部分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经历；或者反映了作者对生活对生命的感悟和理解；或者阐述了作者对人生对世界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哪怕是自然科学著作也都会部分地反映作者自己的观点，作者自己的研究过程、研究结论、科研成果也同样凝聚着自己的人生，何况与作者人生经历和感受密切相关的文学作品呢？即使是修史的书籍中也会流露作者的观点和倾向，《史记》中也还有“太史公曰”的明确观点。完全不掺入作者个人见解、观点或倾向的文学著作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如果有，那作者可能是一部机器。所以，曹雪芹把自己的心血和着辛酸的眼泪写出了《红楼梦》，他把自己遭遇的不幸和生发的特殊感悟，以及满腔的悲愤和一生的学识见解，都融进了自己的作品。可以说，《红楼梦》的诞生是作者人生遭遇孕育而出的必然结果，作者利用写作《红楼梦》获得了话语权，曲折地隐讳地艺术地表达了自己。

　　我们分析了《红楼梦》成书的必然性，前两条着眼于文化、社会背景，后两条则是从作者自身因素考量的。有人会问，与曹雪芹同时代的人何止千万，怎么唯独曹公写出了这样的书呢？没有偶然性在里面吗？我说有啊，虽然与曹雪芹同时代经受同样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的确多着呢，但又有几人有曹雪芹一样的经历呢？即或有着相似的经历、相似的苦难，谁又能有曹雪芹独特的感悟、富足的才情、渊博的学识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呢？说千古一人，当然有偶然性在里面呀。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的结合，得承认有着一定的偶然性；从生物学意义上讲，曹雪芹的出生也还有偶然性呢。但从哲学上讲，任何偶然性都包含有必然性在内的，在这里，我们还是不去做哲理思辨吧。

　　乾隆19至25年（1760年）《红楼楼》手抄本开始流传，流传之初就已引起轰动，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程伟元在整理出版《红楼梦》时为之作序，序中有这样的记述：“《红楼楼》最初是以抄本流行，抄一部，卖几十两银子，也有人买，而且不胫而走”。有学者考证乾隆后期、嘉庆年初《红楼梦》问世，应指程甲本的出现。郝懿行《晒书堂笔录》记载，“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可见其当时在社会上传播之广泛。自《红楼梦》手抄本流行以来，甚至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对《红楼梦》的评批即随之出现，早期抄本的评批者就不只一人，多是曹雪芹生前亲朋故友圈子内的人，即曹雪芹在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过程中，就已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中点评传阅，并由他们流传开去，遂使这一作品“不胫而走”、争相传抄而得以广泛传播。参与早期抄本评批的主要有脂砚斋、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等人，批语分眉批、行间侧批、双行夹批等，数量达八千条之多，牵涉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作者家世、素材来源、人物评价，后人将这些批语统称为脂评，而非指脂砚斋一人所批。脂评是我国明清以来民间学术转向治小说洪流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和其它小说的评批如李卓吾评、金圣叹《水浒传》评、毛宗岗父子批《三国演义》、叶朗批《西游记》、张竹坡评《金瓶梅》等一样，是我国古典小说早期重要的文艺批评形式，其特点是附缀于各小说的文本之上，没有形成独立的形态。

　　脂评后的《红楼梦》研究，一是顺着评点派的方向发展，相继出现了如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为代表的《红楼梦》评点，方法并无大的变化，内容着眼于文章作法，观点或有创新或为迂腐；二是向独立的文艺批评方向发展，即区别于评点派的附缀形式，而对《红楼梦》的研究独立成文，独立成书，并以早期评红专著的形式行世，代表作有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苕溪渔隐的《痴人说梦》、诸联的《红楼评梦》等，内容兼及评点和索隐，批评理论并无突破和创新。三是朝着索隐派的方向发展，晚清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复兴，曾受此影响的还有革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而蔡元培师承康有为，他们注重义理阐释，追索微言大义。后有蔡元培、王梦阮、沈瓶庵、邓狂言等人把这种治学方法运用于《红楼梦》的研究，成为盛行于清末民初的《红楼梦》研究派别，代表作有《石头记索隐》、《红楼梦索隐》、《红楼梦释真》等。四是呈现多头并进的发展趋势，纵观从《红楼梦》手抄本问世至20世纪之初的《红楼梦》研究，除上述评点、专论、索隐三个方向外，还有吟咏、探佚、考证、续书等方向也有发展，呈现多角度、多层次、多方向并进之势，各类相关文献的出现呈喷涌之态。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对它的研究从未停歇，但“红学”一词的出现却相对较晚，且有着调侃的意味，这与其它学科名称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区别，它不是学科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划分，且不完全符合现代学科划分的一般规律，它只是关于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相关学问。有关红学一词，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中记载：“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清朝仍采用科举取仕，上层社会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慈竹居零墨》和《清稗类钞》中有着相似的记载，有个叫朱子美的人，不攻《四书》、《五经》，偏好小说。自言“平生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有人问他“治何经”，他说他所治的经，比起一般的经少“一横三曲”。繁体字的“经”字去掉“一横三曲”，即为红字。这个故事流传开来，红学一词就诞生了，成为研究《红楼梦》相关学问的总称。这一故事调侃意味虽浓，却也反映出当时官方讲求经学的风尚，正在向治小说转变。　　红学一词出现之初，并未对《红楼梦》研究造成大的影响，但在19与20世纪之交，以及整个20世纪全程，红学一词，在中国现当代学术界使用频率之高，研究之红火，文献之丰富，论争之激烈，其它任何类别的学术研究均无法与之相比。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称为20世纪中国三大显学，但若从对当时中国社会及生活的影响来讲，红学则尤其显赫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