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经历过十八岁，但十八岁的生活遭遇各不相同。而我的十八岁，既像一支苦涩的歌，又恰似一串奋进、跋涉的足迹，最终战胜了生活的苦难，从而走出那片人生的沼泽地。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一场史无前例地“文化大革命”所滋生出的升学推荐风，将品学兼优的我拒之于高中校门之外，从而粉碎了我的大学梦。十六岁花季的我，便加入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队伍。

　　那时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还换不回一角钱，但工分对农民来说好比是命根子，分什么都得凭工分。因我父亲辞世早，家中是缺粮户，为能挣得与整劳力一样的工分，不满十八岁的我就开始干挑水、拉车、在场院抗50多公斤粮袋等重活，经常被累得嗑血。然而，两年后，一日三餐地瓜面也难以填饱肚皮的我，不甘贫穷与饥饿的折磨，奖满腹的愁绪与苦涩盛满我的行囊，第一次离开家乡，踏上西去的列车到千里之外去寻求打工的生活。

　　临离家门，母亲平添了几分沉郁。她一再叮嘱：“四儿，找到活就快给娘来信，一定要好好干，找不到就回，不要老在外边游荡啊？我一步一回头的说：“娘，您老放心，我記住了您的话，您回吧！”可母亲仍站在原地没动一步。

　　经两天两夜的火车颠波后，我便在陕西省扶凤县的降帐火车站下了车。这里就是老作家柳青在长篇小说《创业史》、知名作家路遥于《平凡的世界》中描写的那个关中平原。走上并不崎岖的山道双腿如灌了铅一般。几天的往返跋涉后，我便在一个叫大营的生产大队砖瓦窑场找到做瓦坯的活。

　　农村有句俗语叫：“脱坯打墙，活见阎王”。可在窑场干活，那才真是下苦力劳损筋骨的差事。每天除了挖土、泡泥、垜墙等与泥土打交道外，便是没完没了的摆弄瓦坯。每天凌晨4点起床，一直干到夜里11点多才收工，一晚上仅睡四个小时的觉。而且都要光着膀子顶着炎炎烈日，冒酷暑，一段时间下来，面色黝黑，脊背起满燎泡，常常是刚端起饭碗就打起瞌睡。更有甚着，要是天公不作美，来一场雷暴雨，就会使干了一整天的活全部泡汤。记得有次窑场经理为了让赶一批活，场子上有做了两天的5000余块半干瓦坯未来得及拾掇，夜里突降一场雷阵雨将瓦坯全部毁光，我心疼得流着泪找到经理，要求窑场能否适当给分担点损失，谁知那位经理却冷冰冰地抛出一句：“损失是你们的，窑场一分钱的损失也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