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全凭自己在劳动中格外当心。稍有不慎，使会被铁水

　　烫伤或被铸件砸伤压伤。母亲几乎没有哪一天不带着轻伤回家的，母亲的衣服被迸

　　溅的铁水烧了片片的洞。

　　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共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舍不

　　得花五分钱一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七点半左右，吃过晚饭，

　　往往九点来钟，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20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

　　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40支光的

　　灯泡。而对于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代价亦

　　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夜，仍见

　　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地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

　　声响的缝纫机。或见灯虽着着，而母亲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

　　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清晨，在我们横七竖八陈列一床酣然梦中

　　的时候，母亲已不吃早饭，带上半饭盒生高粱米或生大饼子，悄没声息地离开家，

　　迎着风或者冒着雨，像一个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孤单旅者似的“翻山越岭”，跋出连

　　条小路都没给留的“围困”地带去上班。还有不少日子，母亲加班，则我们一连几

　　天甚至十天半个月见不着母亲的面儿。只知母亲昨夜是回来了，今晨是刚走了。要

　　不灯怎么挪地方了呢?要不锅内的高粱米粥又是谁替我们煮上的呢?

　　才三岁多的小妹她想妈，哭闹着要妈。她以为妈没了，永远再也见不到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