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仔啊，快回家咧；政仔啊，快回家咧……”

　　外婆倚在楼房的栏杆上，把头伸出楼外，急切地喊着，那长长的声音飘过寨子的上空，飘进黑糊糊的夜里。

　　每当夜幕降临，外婆呼唤我二哥和我回家的喊声仍时常回荡在我的耳边。外婆离开我们已有很多年了，至今我仍常常想起她，想起寨子里那段苦难的日子。

　　我老家在三省坡山腰上的林略村，听母亲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老家缺粮少油，人总是吃不饱，为生计，外公外婆跑到贵州黎平洪洲跟人耕种田地，久了便在那里居住下来。我妈三姊妹都出生在那里，算是贵州人。我妈三姊妹上面还有哥哥姐姐，但都先后夭折了，而她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一生劳苦，也因积劳成疾，年纪轻轻的便客死他乡。外婆与我妈三姊妹相依为命，艰难的过着漫无边际的日子。后来，在老家亲戚们的接济下，外婆贱卖了贵州那边家产，带上我妈三姊妹回到广西老家。

　　小时候，我们经常住在外婆家。

　　外婆是个爱干净的人，晚上总要洗脚，上一两次厕所才给上床睡觉，如有不洗脚或半夜尿床，第二天就要被惩罚洗晒床单。我在外婆家住的最多，因为听话，外婆最喜欢我。我哥妒忌我，一有机会便打我，说我天天呆在外婆家不用干活，而他每天都要帮父母砍猪菜、煮猪潲，累死累活。其实，在外婆家也是要劳动的，白天放学回来不是挑水就是帮照看弟妹，只有到了晚上，弟妹们被父母接回家，我才像宝贝一样被外婆疼爱着。

　　在外婆家，挑水是我最主要的活儿。外婆家有两对水桶，两个水壶，一口大水缸。桶是木头的，一大一小两对，大的那对桶身腹部用铁线箍紧，提把和桶交接处用铁叶加固，做工精致，很厚重，听说是母亲的嫁妆；小的那对是普通木桶，我们小孩子专用；水壶，说是水壶，其实是竹筒，是在比较壮硕的竹筒上穿上一个吊耳方便提携，用来装水，于是便成了水壶，我们小时候一直用这样的水壶提水，寨上生活好一点的人家用的水壶是乡街上供销社卖的那种，很贵，很时髦。我们兄妹在提水的时候只有远远的看着人家提着漂亮的水壶，不敢走得太近，怕不小心碰对那漂亮的水壶赔不起。我们兄妹每天放学回来就去挑水，外婆家的那口大水缸总是蓄满清亮亮的山泉水。外婆说，如果水缸里没有水，寨上的人就会笑话我们，说我们懒。在寨子里，我们兄妹还算是比较勤快的孩子，街邻四坊对我们也很敬重。

　　有时，我们兄妹也因挑水挨父母打骂。

　　那天，我跟二哥去村头的高沟井水挑水。二哥见排着长队等待装水的都是女孩子，怕人家笑话，就拉我跟他到离寨子更远的金坝井水去挑水。那里果然没几个人，我们很快便装好了水，准备回家，但贪恋玩耍的二哥见天色尚早，便拉拢我跟他到菜园里去找蛐蛐，斗蛐蛐。当我们兄弟俩还沉浸在斗蛐蛐的乐趣中时，天色不知不觉暗了下来。山上，田野里，一个人影都不见了。我们哥俩便急冲冲地往家里赶。当走过一片坟地时，二哥跑到我面前去了。那片坟地有个新坟，前几天寨上刚死的一个老人，我们害怕极了。二哥拼命地往前跑，扁担在他肩上一颤一颤的，两只水桶摇摇晃晃，水从桶里哗啦哗啦地甩了出来。我跟在后面，像一头小牛，跌跌撞撞只顾往前冲，一不小心，脚下被一块石头绊倒了，手里提着的水筒像一颗炮弹，抛出去一丈多远，咣的一声摔成了两瓣，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二哥叫骂着要我捡起那烂成两片的竹筒，继续往家里跑。到了家里，二哥的水只剩下了两半桶了，而我却把烂成两片的竹筒丢在柴垛上，坐在门坎边不敢进家门。父亲见我们兄弟俩那个狼狈样，二话不说，从柴堆里抽出一根虎竹鞭子就往我们兄弟俩身上抽，我们俩个便哭将起来。外婆见状，赶忙把我们拉进了楼里。我脾性温和一点，哭了一会就不哭了；二哥比较倔，整天叫着说不是他的错，后来居然哭着跑出家门，不知去了哪里。那一晚，我们全家人都在找二哥，直到后半夜，才在楼房边上停放外婆棺材的木棚里找到了他。他在那里睡觉了。

　　后来，那摔成两片的竹筒被外婆当柴火烧掉了。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开始学会了真正意义上的挑水。挑水是重活，还十分讲究技巧，没有经验的话，走起路来两只水桶摇摆不定，跌跌撞撞。我个子矮小，每挑一担水，都得屏着气，咬着牙，弓着腰，两手紧紧地拽住两只水桶，不让水桶着地磕碰台阶，以免水从桶中晃出来。挑久了，就习惯了，挑起水来，桶不摇水不晃，脚下还健步如飞。挑水时，寨上的人都笑我，说我像大姑娘，但我从不害羞，心里还甜滋滋的。

　　在外婆家，除了挑水，我们兄妹平时还要帮父母捡柴火。这天，天气特别晴朗，我和二哥、表弟三个去牛屎坡山捡杉树叶。山冲底下是一大片茂密的杉树林，地上，干枯的杉树枝到处都是。我们花不了多少功夫，每个人的簸箕筐就装满了。外婆见我们捡回来一大堆的柴火，非常高兴，说，今天晚上你们全部都洗热水澡。罢了，外婆还给我们每人奖励一个烤红薯。

　　晚饭时，父亲还没有从山上回来，母亲说他在山上看田水，要半夜才回来，我们先吃了。那时，家家户户都在种田，每一块田都拼命蓄水，因为天连续放晴半把个月，田里的水就晒干了，因此就得拈阉排队接水灌田。这天轮到外婆家的田灌水，父亲就一整天在田野里等着，不回家吃饭。也不知怎么的，那天晚上，我们兄妹的饭量特别大，吃了两碗还想添。外婆见铁锅里的饭快没了，就拿锅盖给盖住了。二哥正好还想去盛饭，外婆说，饭没了，吃红薯吧。二哥生气了，把碗往木桌上一搁，跑到门外，哇哇地哭了起来。其实，我们都懂，铁锅里的那点饭，外婆是想留给我父亲的。外婆见二哥那样子，很难过，把自己碗里的饭往二哥的碗扒了扒，出去把他牵了进来叫他吃上。母亲见状，也把自己的饭分给了我们兄妹，她和外婆却吃起了红薯。

　　那年月，吃饱饭是天大的事。我们人多地少，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要是遭遇旱年，粮食没打着多少，日子就越发一日不如一日了。尽管父母每天没黑没白的在山上辛勤耕作，打下来的粮食却总埋不饱我们十几口大家庭的肚子。我们兄妹都正长身体，外婆就想方设法在饭食上变换着花样侍候我们的嘴巴。每天吃饭前，外婆总先让我们每人吃上一个红薯，吃完红薯才给吃饭，因为吃了红薯饭就吃不了多少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但久了就烦了，见到红薯就反胃，不想吃，有时还偷偷把红薯丢进潲桶里。外婆见状，就说了我们几句，然后便从潲桶里捞起红薯，洗洗，吃掉了。那以后，外婆就把红薯捣碎用来煮粥，撒上盐巴和葱花，我们一大家子会津津有味地吃上一段。后来，红薯也吃没了，好在外婆得到了生产队的一些救济，玉米、面条和面粉，那都是些极其珍贵的东西。父亲从乡里的粮管所把这些东西领回来，外婆把一口大铁锅往三角架上一放，倒上半桶泉水，从麻袋里舀出两瓢黄澄澄的玉米煮上了。我们兄妹吮着手指头围着锅头等上半天，才能吃上一顿美味的煮玉米，至于面粉和面条，那就只能等到有客人来或者过节时才能吃上了。有一次，我们请了几个亲戚来帮外婆家翻瓦片，外婆才小心翼翼地把面粉从木桶里舀出来，洒上小苏打粉，和成面团放进锅里煮馒头，又扯了一些面条放进锅里跟青菜一块煮。那一天，我们吃得特别欢实，真希望外婆家天天都来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