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装出发】

　　一觉醒来，我立即穿上借来的便衣，打扮成生意人的模样，带上填着小贩身份的“良民证”，提前吃了早饭。陶政委找来一个叫张义周的青年农民，说是给我当向导和护送我去汉口的。临行前，还一再嘱咐我一路上要胆大心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通过敌占区时要沉着应付敌人。我连连点头，好让政委放心。

　　雪，比昨天下得更大，路上已积了半尺深。我们二人各拄着一根竹杆探路，防止跌入雪坑。小张是当地人，路线熟，就在前面走。我一路沉思，而小张又沉默寡言，除了我俩为防止滑倒而相互关照的应答声外，就显得一路寂静。大雪纷飞的原野真可谓路断人稀，一望无际的茫茫白雪，照得人眼睛有些发胀。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云梦城边。刚到街口，一个伪军问道：“你们到哪里去？”

　　“回汉口岳母家过年。”我沉着地回答。

　　“你们是干什么的？”

　　“做小生意的。”

　　“有良民证吗？”

　　“有。”我从衣袋里掏出证件，随手递了过去。

　　风雪交加，天气太冷，加上我们二人没带多的东西，那个伪军例行公事式的盘问了几句，就躲进他的岗棚里避寒去了。

　　雪还是一股劲地下着，一双棉鞋已经走破了。到达了伍洛寺，天色渐晚，我们只得找一间小旅店住下。

　　晚上，当地维持会的几个汉奸查房来了。

　　一个汉奸拿着登记簿，首先问了我们的籍贯、姓名、哪里来的，然后说：“良民证拿来看看！”我满不在乎地又把那个玩意儿递了过去。

　　“你是干什么的？

　　“良民证上不是写着做生意的吗？”

　　“他呢？”指着小张问道。

　　“是我亲戚，种田的。”

　　“到哪里去？”

　　“汉口。”

　　“快过年了，到汉口去干什么？”他想找出破绽，继续盘问。

　　“生活有困难，回岳母家过年去。”我顺口回答得非常镇定。

　　“东西拿出来检查一下！”提马灯的家伙想找出点岔子。

　　包袱打开一看，除了一套换洗衣服和少数日用品之外，其它什么也没有。几个家伙看到没有油水可捞，只好窜到其他旅客房间纠缠去了。

　　次日下午我们就到了孝感。小张也算完成向导和护送的任务，当即由安陆返回。我叮嘱他向陶政委汇报我一路平安。

　　我在河口搭上了去汉口的帆船，大雪已经停了。船家为了年前赶到汉口，顺水而下，日夜兼程，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汉口的姑嫂村。起坡以后，我就急忙地往岳母家走去。

【去领事馆】

　　我来到岳母家已经是大年三十了。岳母忙着给我打水洗脸，弄饭吃。我内弟陈志豪立即以邮务员的身份，把小江送来的信送到美国领事馆去。戴维司见到是史沫特莱的信，同意当天就接见我。这样，我便立即赶到了领事馆，在三楼客厅见到了戴维司。我进客厅，戴维司高兴地张开手，表示欢迎，请我在沙发上坐下。

　　“从五战区前线来的吗？”他用熟练的中国话问。

　　“是的，今天刚到。”我自然地回答。

　　“你现在来的意思是……”他问道。

　　我把前线抗日的情况和缺医少药的问题简略地说了一番。

　　“你来得太晚，我们大部分人都到重庆去了，现在不大好办。”他好象有点为难、似乎想推脱地说。我想，看来还得作一番工作。于是，我说：“日本军队侵占了半个中国，到处奸掳烧杀。中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现在已经组织起来了。国际方面中美英苏是同盟国。我们现在有些困难，美国方面也有所了解。史沫特莱介绍我来找你，要求解决医生和药品的问题，请领事先生大力支持。”

　　“好吧，”他沉思了一会接着说：“今晚开个除夕晚会，请你讲一下，我们再研究。”接着，戴维司向欧美同盟国的领事馆、协和医院、文华大学和教会等单位用电话进行了邀请。

　　戴维司陪着我，吃了一顿西式晚餐。他边吃边问道：“前线生活怎么样？”

　　“很艰苦，但我们什么困难也不怕，一心要消灭日本侵略者。”我很有精神地回答。

　　“你们中国人了不起！”他伸出大姆指夸耀道，并说：“晚上开会，你再向各位宣传宣传。”

　　街道上华灯初上，被邀约的客人们坐着小轿车、黄包车，纷纷而来。灯火辉煌的会议厅内，坐满了几十个碧眼金发的欧美洋人，收音机内播送着除夕的音乐。戴维司以他美利坚合众国驻汉领事的身份主持了晚会。戴维司致词以后接着介绍说：“这位是孙先生，是中国人民的代表。曾毕业于湘雅医学院，现在战地服务。今天由前线来到，我们欢迎他讲话”。满坐的洋人以惊奇的眼光望着我，鼓起了一阵掌声。我从容不迫地按照李司令、陶政委的指示，把抗日组织和活动情况，把新街战斗的胜利，把前线的艰苦奋斗精彩演说了一番，然后提了些要求。我还说：“这次我是刚刚送走到前线采访的美国朋友史沫特莱女士之后，匆忙地化装通过敌占区来到汉口的。今天拜访诸位，实在为时太晚。然而，却能和大家共度除夕之夜，迎接中国新年的到来，又甚感荣幸。请让我借此良机，敬祝诸位新年愉快，身体健康！”一阵掌声结束了我的这次宣传。我发言之后，有的人因对中文不够精通，又陆续地用英语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我解释，我只好当场用英语一一作答。

　　由于进步人士史沫特莱在汉开展“国际医疗运动”并运用她的关系，促请戴维司出面组织支援，加上日本发动对华侵略，妄图独占中国，也从多方面损害着欧美各国在东方的利益，而欧美各国也想借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来削弱其在远东利益的争霸对手。因此，我们这次求援，看来是有可能达到目的的。在我作了一番抗日宣传并提出支援医药要求后，立即引起了到会者的一番议论，戴维司请他们回去再研究具体支援办法。接着客人们吃点心，喝香槟，相互祝酒，笑声朗朗。这时，我顺手取了块点心，静静地靠在沙发上，半眯着眼睛，仿佛是陶醉在这欢乐的气氛中。其实，我正想：我在这金碧辉煌的大厅，和洋人们度过了除夕之夜，而首长和战友们在前线的炮火声中又将是怎样迎接充满战斗的新一年呢？

　　“密斯特孙，太疲劳了吧，来干一杯！”我定眼一看，戴维司正端着两杯酒来要我同饮。我站起来接过酒，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我趁势再要过一杯香槟。我说：“我提议，为感谢领事先生的热情招持，为各位客人的健康，为迎接中国的新年，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干杯！”客人们也表示支持我这个来自前线的中国人民的代表，举杯同饮。除夕晚会在欢乐声中结束。

　　戴维司答应明天继续商量，并安排我在三楼客室下榻。钢丝床上，放着金色的缎面鸭绒被，躺上去，又柔软，盖上被，又暖和。这一夜，我把穿过敌战区时日夜兼程的疲劳，消失在酣睡中了。【友谊花开】

　　次晨漱洗完毕，我就去找戴维司继续商量支援医药之事。突然，电话铃响了，戴维司拿取话筒叽哩咕噜几句之后，转身对我说：“孙先生，日本人要举行新年团拜，我先送你出去，明天再来吧！”那时，还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美日尚未宣战，日本侵略军还保持着对美在汉领事的正常往来。当然在团拜之时碰上一个在领事馆里的中国人是有所不便的。此时我回避一下，一则不致使戴维司产生不快，二则好让他有充分的时间为我们的要求与有关方面进行一些磋商。于是我乘上领事馆为我准备的轿车，回到了岳母家中。

　　初二上午，我又去找戴维司。见面相互问好之后，他就开门见山地说：“医务人员大都到重庆去了，现在只能给你调一名医生，药和器械大部分可以按计划解决”同时，他还交待了一下具体接洽的问题。我们正说话间，一个生疏的年轻中国人走了进来。我站起来，正想同他打招呼，戴维司忙着介绍说：“这就是前线来的孙先生。”接着转向对我说：“他是谈太阶，现在协和医院工作，这次和吴院长商量决定调他去线。”在外国领事馆，两个中国人见面感到分外亲热，我俩即攀谈起来。

　　我说：“欢迎你呀，我们医院正需要医生，你去将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你们医院在哪里？”他问道。

　　“在五战区国防前线，在京安县的山沟里。”我又接着说：“我们的战士杀敌英勇，就是伤员救护缺医少药。你去了，大家一定会很高兴。”

　　他生活在城市里，工作在外国人办的正规医院，对战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一无所知，因而他不断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一一地作了回答，鼓励他大胆参加革命，奔赴抗日前线。我们经过一番诚挚的交谈，他终于动心了。他虽然置身于养尊处优的环境之中，然而，由于青年人爱国心的驱使，毅然表态离开这繁华的城市，拋弃优厚的待遇，随我奔赴炮火纷飞的战场，参加革命的行列。当我们约定了启程日期以后，我的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关于药品器械发运问题，我想留下给送信来的小江同志负责办理。他是搞外勤工作的，我们每次到敌占区釆购药品，都是他设法穿过日寇的封锁线运回战地的。凭着他积累的经验，也一定可以完成这次任务。我一找小江商量，他就满怀信心地接受了任务。自然，在物质缺乏的困难时刻，谁不为这可贵的支援感到高兴呢？为了战争的需要，谁又不愿为革命多作一点工作呢？

　　五天以后，我们的新战友谈太阶同志（现任武汉市卫生局局长）来到了战地医院。他确实是一位有胆识、热情高的革命青年。价值五万元的大批药品、器械也陆续运回来了。战地急需而又奇缺的医生、药品器械基本解决了，该能减轻多少伤员的痛苦，挽回了多少战士的生命啊！

　　八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时隔几十年了，在抗战中，中美友谊的一页，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栽培这友谊之花的国际主义战士史沫特莱女士虽已与世长辞了，但她的骨灰，按照她的遗嘱，寄给了朱德同志，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我这篇回忆录，一方面是为了记载当年革命斗争的一个片断，不致忘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史沫特莱女士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