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初春，豫鄂挺进纵队已发展到五个团队和三个总队。为了牵制日寇西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纵队主力和司、政两部进驻了白兆山和大山头一带。为了战争的需要，野战医院也建立起来了，政委李晓白，院长粟秀贞，我是医务主任。当时日寇封锁严密，“扫荡”频繁，战地缺医少药，困难重重。除了就地取材，加工自制和穿越敌人封锁线设法购买外，我们还大胆地作国际统战工作，求援了一大批急需的药品和器械。

【抓住时机】

　　初春时节，美国进步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沬特莱到我鄂豫边区新四军战地参观采访。腊月二十五日，来到了驻扎在京山八字门的五战区国防前线的我纵队司令部。次日，深入到我们设在来子湾的战地医院，参观了诊断室、手术室、病房……。陪同她来的中国翻译安娥，不断地在史沫特莱和李政委、粟院长之间，用两国语言进行翻译。史沫特莱看到了我们用民房设置的病房，用木板搭成的病床，用白土布缝成的用于手术的帐蓬，用竹蒸笼代替的高压消毒锅，和自采的草药，自制的脱脂棉，自制的绷带；也看到我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医务人员競兢业业的服务态度，工作人员和休养人员之间深厚的阶级感情，她惊奇地说：“想不到在这个山沟里还有这样一座医院，你们的条件困难，设备简单，但是精神振奋，工作先进，中国人民了不起！”

　　当栗院长陪同史沬特莱休息的时候，李政委把我叫到一边说：“李司令员说，这史沫特莱来采访，看了我们的很多单位，对我们的工作很赞扬，是个进步的美国记者。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机会，通过她，使我们的医院得到国际方面的一些支援。”

　　这时，我想起一九三九年陈赓司令员在华北挂彩后，住上海秘密养伤，想见鲁迅先生。史沫特莱就在日本驻沪司令部对门，以请客的形式，帮助陈赓鲁迅会了面。她是同情中国革命的。

　　“但是，她是一个记者，怎样支援我们的医务工作呢？”我又感到有些不解地问。

　　“她现在来汉口搞国际医疗工作，她和美国驻汉领事馆领事戴维司是朋友，可以通过她的关系再去找戴维司。”李政委接着说：“今晚上，我们打算为史沫特莱开—个欢迎会，你要立即作好两个准备：第一，写一份需要支援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计划；第二，在今天晚上的欢迎会上用英语致欢迎辞。”

　　我想，第一点我可以立即动手，第二点有没有必要呢？于是我说：“政委和院长讲就行了，我用不着发言吧。”

　　“你用英语致辞有特殊的意义。”李政委很郑重地说。我想了又想，是不是用英语致词，好让史沫特莱知道，在我们的山沟里不仅有这样一座医院，而且医院里还有懂外语的医生呢！这也许就是李政委所说的“特殊意义”吧！于是，我不好再次推诿，把两项任务欣然接受了。

　　晚上，在一间民房堂屋布置的会议室里，几盏煤油灯亮晶晶的，欢迎会开的隆重而又活泼。史沫特莱听着李政委、栗院长介绍工作式的发言和我热情洋溢的英语致词，不断地点头微笑。最后，她致了答词，称赞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日，称赞我们的医院办得不错，表示愿意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当前存在的困难。

　　晚会是简短的，然而这次会议的意义却是深远的。

【特殊任务】

　　第二天，李政委送客人去司令部回来，又找到我说：“史沫特莱给美国驻汉口领事戴维司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急需要药品，我们决定由你去美国领事馆联系，今天就出发。”

　　“我去行吗？”我感到愕然。

　　“这是李司令的意见。”李政委接着说：“史沬特莱的信另派专人送到汉口，你化装出发更安全些。”

　　“危险我不怕，就怕我去完不成任务。”我把思想顾虑说了出来。

　　“李司令员认为你去很合适，你可以先到他那儿去一趟，看他还有什么指示。”李政委继续动员我。

　　我心里还是感到不安，立即跑到司令部去。见到了李司令，我就说：“李政委说，你安排我到美国领事馆去，这样的任务，我去能完成吗？”

　　李司令说：“你来得正好，正想找你谈谈。”顺手递给我一杯茶后接着说：“你是民主人士，又是医生，又懂得英语，我们去是要求帮助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所以我们研究决定你去。你去以后，主要宣传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讲讲抗战的形势和我们的决心，也谈谈当前的一些困难。史沫特莱的信派小江提前送到你住在汉口的内弟家中，你内弟不是在汉口搞邮政工作吗？通过他与戴维司取得联系。年内时间太紧，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七了，得马上出发，首先到陶政委（陶铸同志）那儿路过一下，看他还有什么意见。”

　　我想，领导既然考虑得这么周到，那就用不着犹豫了。我立即冒着呼啸的北风和纷飞的雪花，骑上战马，奔向了陶政委的驻地辛家榨附近的张家山。

　　我下马后，抖了抖身上的雪花，走进了陶政委的办公室。

　　他立即问道：“下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快来，烤烤火。”同时，招呼通讯员往炉子里加一些木炭。

　　我坐在火炉的对面，把李司令的安排汇报了一番。最后，我加了一句：“就怕我去完成不了任务！”

　　陶政委听完后说：“好呀！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为了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大胆去吧，也和美国进步人士搞统战嘛。毛主席在抗战开始时说过，我们要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国际力量的援助。你去讲讲我们地区抗日十人团发展的情况，讲讲人民组织起来的变化情况，也可以讲一讲当前的困难，比如缺医少药啦，要求他们给予一些支援。讲话要理直气壮，不卑不亢，你看行吗？”

　　我的思想顾虑，经李司令和陶政委的先后启发，彻底消除了。我立即象战士接受命令一样地答道：“好，马上出发，坚决完成任务！”

　　“今天不早了，明天大早动身。”陶政委看了看窗外黄昏的飞雪说。

　　政委陪着我吃了晚饭，还特地炒了鸡蛋为我饯行。因为再往前走，就全是敌占区，所以陶政委把走的路线，沿途注意的问题和到达美国领事馆以后的活动都一一作了交待。然后，催我早点休息。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想早点入睡，可是，脑海里思绪翻腾，怎么也睡不着。

　　首长交待的特殊任务，我作为一个医生，现在要去搞外交，确实有点特殊啊，我能不辜负首长的期望吗？

　　搞国际方面的活动，这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哩，怎样和戴维司打交道呢？他会答应我们的要求吗？

　　沿途通过敌占区，怎样应付敌人的盘查，尽早到达汉口呢？

　　参加革命时，程超明同志给我送来化名李任陶（系李先、任质斌、陶铸）三同志的信，不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现在，挺身前往，争取外援，不就是我的神圣职责吗？

　　想着，想着，一股暖流充满全身，不知过了多久，才朦胧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