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想，半个下午的时间，我并没有和堂弟说上几句话，昔日的伙伴及其老人们，一个也还没见到，而堂弟把我当作远道而来的贵客，高规格接待，我的心中有些酸楚。

　　凤凰山县国际酒店的超豪华，让我这个在大都市生活了30多年的人，感到有些意外。在我的想象里，我们这个昔日闻名的国家级贫困县，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实力和必要，建成这样的酒店——看来，我是落伍者。

　　丰盛的晚宴，没有激起我多少的食欲，我象征性地用筷子夹着桌子上的美味佳肴，一门心思地和堂弟拉话。

　　“村子里的变化很大呀！”我寻找着话题，慢慢地说道：“要不是你回来，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站在家门口，那个大涝池也不见了，我也找不见家门了。”

　　“现在都富了，”堂弟认真地吃着饭菜，“现在村子里都是单户居住的，没有过去俩家或者三家住在一起了。涝池填了有十二、三年了吧，那上面住了十几户人家呢！”

　　“怎么村里没见人呢？”我接着说道：“我下午回来时从村里走过，家家门都闭着呀！”

　　“现在各村都这样的，”他没有任何表情的变化，依旧边吃边说道：“要么就是都出去做活（打工）了，要么就是陪娃娃到县城上学了。咱们村的学校，也停办五、六年了吧。各村现在留下的，大都是七、八十岁的人。”

　　“咱村现在还有谁在村里呢？”我有些急迫地问道。

　　“祥林家的老姨了，今年82岁了，其他（各家）共有七八个人。”他还是那么认真地吃着饭菜，淡然地说道。

　　“祥林？”我接着道：“祥林现在在哪里？他把老姨一个人留在家里行吗？”

　　“死了，死了四五年了吧。”堂弟还是面无表情地边吃边说：“现在，他家就只有老姨一个人了。”

　　“死了？”我一惊，筷子掉在了桌子上。

　　“你怎么了？哥。”堂弟抬起头，茫然地望了我一眼。

　　“哦，没怎么？”我语气平缓了一些，“你说祥林死了，我有些吃惊，他没有我大呀！”

　　“叫老婆逼得活不下去了呀！”堂弟望了我一眼，“这人的命运谁也说不准。”

　　“老婆逼的？”我紧接着问道。

　　“是呀，娶不下个好老婆，死了做鬼，连个上坟的都没有，”堂弟慢吞吞地说着，端起汤碗喝了一口。

　　祥林是和我们从小在一起玩大的，四个小伙伴中最小的一个。那时候他虽然最小，但却最聪明、最调皮而又最懂事。我们春天在麦地里剜荠菜的时候，别人剜过的地里，麦苗横七竖八地躺着，而他的地里麦苗直挺挺地立着，似乎人就没有进去过，为此，父辈们都夸祥林而骂我们；夏天我们在大涝池里游泳，捉青蛙玩，等出水的时候，我们三个满身污泥，衣裳尽湿，而他满身光洁，衣服整齐地放在岸边；秋天跟着大人们收获山里的果木时，我们是睡醒了才去，去了也是尽情地玩，干活是随着兴趣，而他却始终和父母一起进山出山，认真地劳动；冬天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我们堆的雪人就像残疾人，歪鼻子斜眼、缺胳膊少腿的，而他堆的雪人，样子好看不说，还用小煤块做成眼睛，用胡萝卜片做成嘴唇，远望就像一个身着白衣服的人站在那里。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他的点子最多，花样最多，虽然我们都比他年长一些，但他就是当然的老大，我们在他面前“俯首称臣”。

　　我们进校上学的那一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虽说在学校，但基本就没有书可读。从年龄上说，我们当时连“红小兵”都算不上，但整天也是跑来跑去地“串联”。在学校的那段日子里，他也是当然的“头”，全班同学整日围在他的身边。但后来，“革命”革到了他的头上——祥林的爷爷在民国时期，曾在“乡公所”当过文秘，解放后，又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县政府办公室当写作员，被当作混进革命队伍的“奸细”清理出来。很快，他们全家被划为“黑五类”，爷爷受不了这样的屈辱，自逝而亡。跟着奶奶也被斗死。父亲以“父债子还”的当然身份，整日被拉出去游街、批斗。在一次艳阳高照的夏天中午被批斗后，高烧不退，到傍晚时刻就咽气了。

　　家庭遭此变故，祥林成了家里唯一的男劳力。他离开了学校，回到家中，年仅十岁的他，从此开始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成人生活。

　　那些年，当我们放学回来时，总是看到他跟着村里的大人们一起，从山里参加劳动归来，或者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和母亲辛勤地劳作着。冬天穿着棉花露在外面的破棉袄，夏天基本就是光膀子，肩上扛着比他身高还长的劳动工具，一声不吭地担水、锄地、施肥、拉车……见到我们，只是微微笑一笑，很快低头就走了。

　　懵懂的孩提时代，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觉得他很可怜，可是，我们又帮不了他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帮。

　　后来，年龄稍长的时候，在寒暑假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看到他劳动很好，对他很是崇拜，仍然是帮不了他什么。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流逝，我们也在一天天的长大。尽管我们的思想意识有所改变，但在当时，我们对生活的、对人性、对人生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唯一能帮助他的，就是偷偷地给他一点细粮白面，或者几毛钱的零花钱。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也同步高中毕业。

　　十年的学生生涯，并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唯一带来有价值的，就是年龄增长了十岁。

　　1977年，我参军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北边陲。

　　谁想，这一走，基本就和家乡远离了。

　　参军后，我因为救落水儿童立功一次，被推荐上了大学，然后，就深深地扎根在这里了。

　　那时候的信息传递方式，基本就是书信，在与父母的信件来往中，除了互报一下自己的情况，没有多少多余的话题，所以，祥林的事我一点不知道。

　　以后在父母的安葬葬礼上，我没有见到祥林，也更没有功夫去打听关于祥林的情况。

　　所以，祥林，在我的脑海里，基本是空白的。

　　“哥，你又怎么了？”堂弟喊道。

　　我被堂弟的喊声惊醒，回过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