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证：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注重考证是陈著另一个鲜明特征。

陈战峰博士长期从事历史学、文献学等方面研究，娴熟朴学考证之法。如果说采取思想史与学术史、效果史相结合的方法倾向于宏观布局，那么细致的考证则倾向于微观探察。概言之，其考证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即文献方面的探赜索隐和思想方面的钩深致远。

　　首先，文献方面的探赜索隐。这也是该书最为突出特征之一，其详密精审之处俯拾即是。诸如，关于《诗本义》定稿时间考，尽管学界已有嘉祐四年（己亥，1059）、熙宁三年（庚戌，1070）等歧说，且沿讹踵谬，弥失其真。作者一本于原始文献的考辨，认为嘉祐四年说缺少“准确的依据，大多还只是一种猜测”（50页），并认为学界“根据欧阳修《与颜直讲（原注：长道）》，判断《诗本义》最终定稿不晚于书信写作时间，即熙宁三年（1070）”，“这是判断《诗本义》成于熙宁四年的重要依据”（51页）。在全面考察诸说及其成因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诗本义》形成应是一个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52页）。陈著在博考的基础上作出了精审判断，认为熙宁四年（辛亥，1071）为《诗本义》最后成书时间。关于《诗本义》版本的考证，作者详细梳理了学界已有的宋版和明版两大系统，存疑纠误，真知灼见也频频出现，如认为收录张瓘跋的十六卷《毛诗本义》的明版系统“或经过明人的改易，但与宋版的瓜葛明显，或可至晚溯源至南宋王应麟所见本子”（4页）。

　　其次，思想方面的钩深致远。这方面是文献考证的延伸。典型之处颇多，诸如考察《诗本义》与三家《诗》关系，在揭示欧阳修学履中受三家《诗》影响的基础上，以《二南》诗解为例考察《诗本义》与三家《诗》、毛《诗》诗义的关系，旁引曲证，呈现欧阳修解《诗》的“己意”；再如考察《诗本义》与欧阳修目疾足病关系，立足于文献，钩稽欧阳修生平事迹，辅以诗文，条分缕析，揭示其“屡屡主张要通其大旨（道），不能仅仅泥于文字，这些都对《诗本义》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64页）。可见，作者在叙述中重视考证，不仅仅是为了历时地呈现文本的真实性，更在于将欧阳修思想发展轨迹及其特点有效地呈现出来，读起来令人信服，所发己说，亦度越前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