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细究莫言在小说《蛙》中的思想轨迹，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莫言的创作初衷也许确实是想真正面对现实，正视历史的。事实是对于这场已经远去的“计生运动”的得失，他已经完全了然于胸，甚至对于其中的非理性非人性特质，他甚至是刻骨铭心的。小说中明显具有恶魔暴戾色彩的姑姑形象的出现，其实就是莫言潜意识中对这场运动中非理性非人性特质的形象展示;但是，就在莫言必须面对历史亮出自己观点的同时，莫言犹豫了。他或许是不敢直陈历史的阴暗，不敢明显揭开历史的伤疤，于是，他想逃避，便采用了一种迂回的战术来为历史的伤疤遮掩，护短，以至于违反初衷，竟然为罪行涂脂抹粉唱赞歌了。为此，莫言找到了“忏悔”、“赎罪”、“宽恕”这一类很时髦的概念，尽管莫言知道这是个俗滥到“泛滥成灾”的概念，但还是让它来为自己小说主题的转型“建功立业”。于是在“姑姑”的“赎罪”意识上，为她找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类的道理来为她的“赎罪”减轻压力，并借蝌蚪的口，依然给她涂上“圣母”的璀璨光环;同时，为了加强这种“赎罪”的力度，凸现这种“赎罪”的“普世价值”，于是就让根本没有罪的“蝌蚪”也怀有深重的罪孽感，并且是深重到无以自解，只好向一位远在异邦的日本侵华战犯的儿子倾诉自己的无限凄楚和苍凉，企望从他那儿得到一种精神的救赎和宽慰。而为了获得这位日本友人救赎和宽慰的恩赐，不惜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以至于对其父当年在侵华战争的罪孽也轻描淡写的打发了事，甚至于曲意回护，善意美化。就这样，莫言在他精心设计的“赎罪”的罗网里越陷越深，最后是大彻大悟到宽恕一切恶行：“他人有罪，我也有罪”，我们对恶魔也要“持一种同情的态度，感觉到他们也是不幸的”。就此，小说就从一个关于直面“计生运动”的主题成功转换到了所谓人性“救赎”的主题，而“计生运动”中的种种失误和教训意义借此也就随风而去。结果是计生运动没有错，国策的执行过程也没有错。错就错在那些违反计生政策的人，迫使国家不得不对他们采取野蛮的方式，错在那些只因自己想当官发财因而允许自己的老婆去流产、去响应国家计生政策，而遭致丧偶命运的人本身。我们不应该指责别人的犯罪，更不能逼着别人忏悔，我们应该同情一切人，就连当年侵华战争的恶魔也是应该同情的;但是，与此同时，却每个人又都是有罪的，“他人有罪，我也有罪”，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悔罪赎罪。如果说这就是作家莫言“多年来的一种反思”结果的话，那我们只能无语!　　四、

　　最后想起了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在斯大林的暴政淫威下，萧氏敢于直面历史的真实，对于当时苏维埃政权种种过左的农村政策和民族政策以及过激的暴力行为，给予了客观的描述，将极大的同情留给了反叛的顿河哥萨克人，绝对没有为了取媚世俗而曲意奉承，折节讨好，展示了一位作家的良心和使命感，因而成就了一部流芳百世的史诗名著。而莫言的《蛙》却以各种迷幻花哨的手法刻意回避现实，粉饰历史，实在有些让人遗憾。

　　《蛙》鸣声声，却只鸣出了一地鸡毛片，现出了满纸荒唐言，让人禁不住感叹唏嘘!

　　《蛙》声为谁而鸣?蛙鸣东瀛为底事?这就是莫言小说《蛙》留给人的最大困惑，也许也是小说最大的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