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莫言小说中关于赎罪主题的这种矛盾和逻辑混乱还鲜明体现在另一个主要人物——蝌蚪的身上。蝌蚪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他的沉重的“赎罪”心理。

　　蝌蚪的所谓“罪孽”就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自己的名利”而被迫同意了妻子流产，而导致手术失败妻子夭亡。稍稍有些判断力或了解一些当时时代特点的人都应该清楚，在这个问题上，蝌蚪其实无罪可赎。因为在当时条件下，作为一位军人、军官、党员，敢于顶风违纪计划外生育，这是天大的问题，有几人敢逆潮流而行?即便小说中的蝌蚪有胆量扛下这一切，可以置党纪、军纪及任何个人、家人利益不顾，现场他的姑姑会放过他吗?想想小说中描写的当时的那种阵势，暴力围剿拆除房屋的行动首先殃及无辜的四邻，好几家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危系于蝌蚪，可说是人命关天， 在这种情况下他难道还可能有别种选择吗?由此可见，蝌蚪的“赎罪”实在有些矫情。

　　蝌蚪“赎罪”矫情之外还具有一种“恶心”的特点，让人很难接受。

　　因为他的“赎罪”倾诉对象是一位身份特殊的日本人——当年占领他家乡的侵略者日本司令杉谷的儿子。这绝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的设置，意义何在?莫言没有坦言，他在创作谈里的解释是：“我让蝌蚪写信给外国友人，只是说明了一个常识。我们不会把内心的隐秘告知自己特别熟悉的人，离自己远的人，却很有可能成为倾诉的对象，因为他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这个理由难以服人。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我”(蝌蚪)对这位日本人的无限崇拜敬仰的心理，诚惶诚恐，俯首贴耳，几乎把他视为自己文学和精神上的导师。“我”尊他为“大贵人”，赞扬他有“巨大的爱心”，他的评价，“让我诚惶诚恐”，而“我”内心的一切屈辱或羞辱，也只有向他诉说，“先生，我愧对了您的教导”，“至于我自己，确实是想用这种向您诉说的方式，忏悔自己犯下的罪”……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由这种莫名的崇拜心理延伸出来的对当年侵略者行径的无原则的宽容心理。当然，父辈的罪恶可以不让儿子来承当，山谷司令的罪恶可以不妨碍蝌蚪对侵略者儿子的崇拜;但是，绝不应该因为这种崇拜，而对他父亲当年的侵略罪行给予巧言令色的开脱以致于无耻的讨好献媚：“其实，您的父亲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如果没有战争，如您所说，他将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外科医生，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由一个救人的人变为一个杀人的人。”这段话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定很喜欢，轻而易举地就把一场世纪恩怨给化解了，但下面一段话相信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接受不了的：“我姑姑还悄悄对我说，他对令尊没有什么坏印象。侵华日军军官中，确有许多如中国电影中所表现的那种穷凶极恶、粗暴野蛮者，但也有如令尊那种文质彬彬、礼貌待人的。我姑姑对令尊的评价是：一个坏人群里的不太坏的人。”你瞧，为了讨好日本友人，不惜向他的侵略者父亲摇尾乞怜，不惜为战争罪人涂脂抹粉，这种近乎无耻的套近乎，简直有些丧失民族气节，颇有汉奸嫌疑了。要知道，杉本当时是平度城里的日军司令，是本地区侵华日军的最高头领，是他全权计划并指挥当时当地的所有残杀中国人的罪行，蝌蚪却借姑姑的嘴，如此莫须有的拍侵略者的马屁，其动机真是令人莫名惊诧!

　　当然，对于这种近乎无耻的“谀词”，莫言还有一套堂而皇之的“赎罪”理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不要去指责别人，不要逼着别人忏悔的时期，到了应该往里看，进行自我忏悔的时期。我这本书给台湾版写了个序，最后一句话就是‘他人有罪，我也有罪’。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就会对别人宽容。我们对恶魔也会持一种同情的态度，感觉到他们也是不幸的，他们是害人者，他们实际上也是受害者。这个我觉得是这么多年来的一种反思吧。”好一个现代的耶稣基督，甘愿替人间背负一切罪孽，承受一切责任!真是悲天悯人，佛法无边，好宽广的慈悲胸怀!按照这种逻辑，对于文革中“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罪行，是不是也该宽恕，也该同情?对于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丧天害理的罪孽，如重庆贪官文强的作恶，三鹿奶粉的丧心病狂，导致种种矿难事故频发的黑心矿主……是不是也该宽恕，也该同情?还有，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对人类犯了重罪却还迟迟不肯认罪、不肯悔罪的国家，你莫言一介作家凭什么对这些恶魔的罪行给予无原则的宽容，同情，甚至讨好，吹捧?想想当年莫言在《红高粱》里表现出来的对日本侵略者的气壮山河、同仇敌忾的豪气，看看现在莫言在日本人面前的低三下四，奉若神明的奴颜媚骨，禁不住让人感叹：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