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然而，如此“姑姑”，莫言却偏要如此赞美，究其原因，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另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对于这场虽已逐渐远去的“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运动，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反思?作为一个有责任心有良心的作家，面对这场泥沙俱下、是非混杂的“国策”的具体运作的利弊，从现在人道民主的角度来看，我们该采取何种立场?如何客观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有责任心有良心的作家难以回避的问题。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莫言的态度是极其暧昧而且复杂的。

　　一方面莫言在自己的创作谈中坦承：“计划生育既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现实生活，不应该绕着走。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作家，不能回避重大问题。只要生活中存在的，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作品关键是要写人。至于事件与是非，读者读完作品，都会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同时莫言又说;“作者无须对这项国策进行评判，主要是借这个素材，塑造人物，剖析人物灵魂。”前面一段话显得正义凛然，但不知为何，后面这段话却颇有些欲言又止的扭捏。既然“不应该绕着走”，又怎么可能“无须对这项国策进行评判”呢?事实是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通过姑姑这个形象，已经鲜明的表达了他对这项国策的评判态度，而读者对于作者的这些“评判”，确实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莫言对于姑姑的这些惨无人性的所作所为，是基本持肯定态度的。小说中有不少地方，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姑姑的行为进行解释或美化。如姑姑对自己野蛮行为的辩解：“你知道我们的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吗?——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我们愿意野蛮吗?……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那个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为全人类作贡献!”“我知道这没有道理，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同时，小说还通过叙述者蝌蚪的态度对这些野蛮行为给与了完全的肯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面对晚年姑姑的忏悔，蝌蚪的态度是：“但这不能怨她啊，她不坐这事情，也有别人来做。而且，那些违规怀胎的男女们，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剧本里的蝌蚪，更是明言，他之所以写剧本，“耗费十年经历，化光所有家财”甚至“透支了生命”，“是为了对姑姑的爱，是为了为我们高密东北乡的圣母树碑立传!”

　　这些观点难道不可以视为莫言对这项国策进行的“评判”吗?尽管姑姑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已是劣迹斑斑，暴戾残忍，至少可以归于封建时代的“酷吏”一类;但姑姑与蝌蚪却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在为人类作贡献的，且姑姑依然是“圣母”级的人物。虽然这些观点可以视为作品中的人物的观点，不能简单代表作者的观点。但从我们前面已举出的莫言创作谈中对姑姑“伟大的怜悯”的赞语就可以看出，莫言是完全认同这种观点的。

　　其实，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反思这项国策实施的利弊，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人口是必须控制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是为世界人口控制作出了贡献的;但是，从现代人道人性人本角度上来看，从这项国策具体实行的方式方法上，我们难道不能得出教训吗?那些野蛮的、过激过火的行为，那些轻视民权、草菅人命的做法，那种完全无视传统观念和习俗，一味强制、专制、强迫命令的粗暴措施 ……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小说中姑姑所强调的所谓“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的道理其实不过是文革中说滥了的轻视民众愚弄民众的“强盗逻辑”，从现代的民主民权观念出发，那个时代的许多“文革”作风，正是打着各种崇高的旗号，以“国家”“革命”的名义无耻无理的欺压民众、愚弄百姓、漠视民权，这种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难道今天的我们还需要为这种行为辩解吗?历史早已进入了新纪元，现代社会的各项法律制度已经开始向充分尊重民权、尊重民意的角度倾斜。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民主民权意识已基本成为共识的今天，莫言居然还把文革时期的强词夺理的陈词滥调的伪理论奉若神明?居然还以此作为自己对这场二十年前的“人口运动”反思的理论依据?居然还要为这些二十年前的过激行为涂脂抹粉，巧言立传?实在让人有些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