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启蒙姿态

　　更为值得玩味的是小说中暖的反启蒙姿态。因秋千架意外而导致右眼残疾的暖，从生理上便丧失了观者的资格，但阔别十年，“我”与暖重逢的那一刻，其“因为生理补偿或是因为努力劳作而变得极大的左眼”射出了“冷冰冰的光线”，刺得“我”“浑身不自在”。可见，造成秋千架意外的“我”出于忏悔和自责，无形中默许了暖审判自己的观看资格，这无疑使得“我”在这场启蒙与被启蒙的话语“斗争”中处在劣势地位：

　　“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吧?”

　　“怎么会错呢?有饭吃，有衣穿，有男人，有孩子，除了缺一只眼，什么都不缺，这不就是‘不错’吗?”

　　“我留在母校任教了，据说，就要提我为讲师了……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新的空气，婉转的鸟啼……趁着放暑假，我就回来啦。”

　　“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

　　“你可真能干。”

　　“不能干有什么法子?该遭多少罪都是一定的，想躲也躲不开。”

　　“你可真是好福气，多子多福。”

　　“豆腐!”

　　“这条老狗，还挺能活!”

　　“噢，兴你们活就不兴我们活?吃米的要活，吃糠的也要活;高级的要活，低级的也要活。”

　　程光炜指出莫言在两人对话中使用了“刻薄、讨好、挖苦和对立的语调”，但是“更深的负疚和忏悔的调子却埋在里面”了。我认为这种负疚和忏悔的调子使两个已处于两个世界的人有了平等对话的可能。在暖面前“我”不复是完美的居高临下的启蒙者，而是一个罪人，这无疑使暖获得了更多的话语空间。暖在两人的对话当中一直扮演着消解、嘲弄甚至质疑的角色，这显然是其重遇风光无限的昔时恋人的本能反抗机制，同时其为所谓的启蒙关怀下的被启蒙者的声辩也具有一种反启蒙的意味。

　　这种反启蒙的意味到了小说的结尾更为彰显。暖放下了先前刻薄的话语抵御，向“我”诉说这些年的苦，并坦露心声：

　　“你一走就是十年，寻思着这辈子见不着你了。”

　　“你上学后给我写信，我故意不回信。我想，我已经破了相，配不上你了，只叫一人寒，不叫二人单，想想我真傻。你说实话，要是我当时提出要嫁给你，你会要我吗?”

　　在得到“我”对这个假设性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请求：

　　“我正在期上……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了我了。”

　　让她有个会说话的孩子，这就是暖为“我”安排好了的赎罪方式，也是“我”作为启蒙者对她这个被启蒙者的最有效的拯救方式。从鲁迅到刘心武的“救救孩子”这个形而上的命题在这里以形而下的姿态呈现出来。这种非理性的，野性的“启蒙”之道，构成了对启蒙最大程度的嘲弄。

　　“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

　　暖实际上拒绝了“我”的任何的悲悯与批判，拒绝更加理性，更加文明的拯救方式，同时也剥夺了“我”的话语空间。暖倾诉心中悲苦，藉此将“我”的忏悔之情调动到极致后，提出这样一个似乎让“我”难以拒绝的请求。作者莫言没有让“我”说话，小说至此嘎然而止，只留下一排省略号。这排省略号如同一排黑漆漆的瞳仁，不怀好意地注视着，嘲笑着所谓的伦理、道德以及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的呐喊。在这个可怜农妇对于生命本能的呐喊面前，那些慷慨激昂的启蒙呐喊是如此的苍白，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参考文献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

　　福柯：《什么是启蒙》

　　邓晓芒：《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失——再读康德_回答这个问题_什么是启蒙》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超越故乡》、《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

　　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

　　朵辉贤：《启蒙与莫言小说》

　　侯晓林：《论莫言小说中的乡土意识》

　　李艳艳《苦难·欲望·反启蒙——论莫言小说创作的民间叙事》

　　李钦彤：《乡村的两副面孔——互文性下的<白狗秋千架>和<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