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那是一幅具有佛教色彩的敦煌壁画，它对一块神秘颓败、冤魂缠绕的土地有着史诗性的总结，有一种宗教式的巨大悲悯深藏其中，让我们想起敦煌壁画中那些古老的卷草和联壁纹，还有关于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的佛国传说。

　　而《蛙》的题材则有着高度的敏感性。计划生育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但必然与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生育权发生剧烈的冲突，莫言把两难困境写得千回百转，如同一幅工笔市井图画。《蛙》荣获去年茅奖。

　　康定斯基曾经说过：“试图在现代艺术中找到现实的常态形象，找到对物质世界的誊写是不可能的。”在当下的中国，似乎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对比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莫言的神秘魔幻，残酷血腥，乃至由此而产生的“卑劣与美”，倒是真实的。

　　在八十年代出道的作家里，我与莫言相识算是相当晚的。记得九六年的某次会上，吃饭时他坐我旁边，我向他转达了他的翻译葛浩文要我转达的话（我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他竟然毫无表情，等饭吃完了，他才微笑着说了一声：“徐小斌，谢谢你。”他的这种话语方式让我颇为吃惊，也曾问过与他相熟的朋友，笑答曰：“莫言，就是讷于言的。”然而时隔十五年之后——去年我和他一起去澳大利亚，他主持会议，将东西方文化交融一处，引经据典妙趣横生，不断引起与会者会心的笑声与掌声，他极佳的口才再次惊到我了，原来，这十五年，莫言不但在小说上收获颇丰，在表达方式上竟然也如同《国王的演讲》一般有了质的飞跃。

　　三十年前《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失语的男孩，学会了向世界完美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