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悟到，文字是有色彩的。如果说沈从文、汪曾琪等人是清淡的写意山水，那么莫言绝对是浓墨重彩的油画，是玛蒂斯，是蒙克，甚至是凡高，是达利。

　　哥德在《色彩论》，中说，他久久地注视着一位红衣女郎，但是当女郎起身离去时，她身后的白色墙壁上却留下了一片美丽的海水绿色。哥德把这种现象叫做“补色”。马蒂斯把补色原理运用到了极致，变成了“野兽派”那种大红大绿的不协调的色彩，汉金莲的红花与绿叶，椅子的黑色与地板的褐色，墙壁的紫绿相间的色彩，本来都是那么的剌眼，那么的高度不协调，可是在马蒂斯的画中，都用一种奇异的方式把它们组合起来了。

　　莫言也是这样，他的红高梁系列，他的高密东北乡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作者的想象力在驰骋翱翔：荒涎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生活、神话般的风云变幻，那片广阔的土地上神灵附体的男人和女人，他的世界总是那般浓丽得近于恐怖。他的文字色彩大概连马蒂斯也自叹弗如。我甚至想，张艺谋之所以改编〈红高梁〉，大概首先是被莫言文字中的色彩所吸引。

　　而他的另一种描写：酷刑、阴暗与血淋淋的场面又令人想起达利的画：达利常常被内心恐惧和性的焦虑困扰着，画出那一幅幅怪诞的梦境：连续不断地变形的咆哮的狮头（《愿望的调节》），像面饼一样搭在树枝上的柔软的钟表（《记忆的持续性》），招来苍蝇的腐烂了的驴子和残缺不全的尸首（《血比蜜更甜》），紧咬住嘴唇的蝗虫和拿着放大的性器官的手（《早春》、《忧郁的游戏》）。这一切似乎都是足以引起妄想的持续不断的疯狂，面对茫然的观众达利恶意地微笑：“什么能比看见面包沾上墨水污点更卑劣和美呢”——这是达利的奥秘。似乎也是莫言的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