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要写好人物对话，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应力求做到个性化，都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人物的思想、遭遇和命运。当然，对话的作用并不局限于此（虽然这是最主要的），在记叙文中，对话还有交代人物、事件，推动情节发展以及在文章表达上的调节和舒缓语气等作用。如“我”与母亲的对话，“我”与宏儿的对话，很明显的有承上启下的过渡和交代作用。

　　前面说过，记叙文一般总是以叙述为主。叙述性语言概括性强，容量大，节奏快，能在较短的篇幅里清楚扼要地介绍出较多的事实和内容，但它一般缺乏形象性和立体感。一篇文章，如果叙述性语言过多，往往会显得呆板、单调。而对话则比较具体、形象，有时更能直接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思想变化，在形式上也比较自由。因此，在大段叙述性语言里，如果适当插入一些对话，往往能起到调节和舒缓语气的作用。如《故乡》一开始，便通过“我”的叙述，描绘了故乡的破败景象和“我”的失望心情，还交代了“我”回故乡的目的，“我”与母亲的会见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文章如果就这样一直叙述下去，未免会显得平淡、枯燥。于是，文章写到“我”和母亲谈搬家的事时，便插入了一段对话：

　　“你休息一两天……”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

　　三言两语家常式的对话不仅使文章的表达方式有了变化，而且很自然地引出了闰土，并点明了“我”和闰土的关系，又引起了“我”对少年闰土的回忆。

　　回忆闰土的文学较长，如果都用叙述性语言，也会显得冗长和累赘。作者又把叙述、描写和对话等多种手法结合起来，交替使用，这样就使得文章显得有起伏，有波澜，文气活泼而富于变化。　　总之，叙述是作者在说话，对话是作品中的人物在讲话，这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也不是相互对立的。有时，为了文字的简洁和有变化，也可以把人物对话改成叙述，或者把叙述改成对话。如《故乡》写“我”和母亲谈搬家的事，是这样写的：“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这些内容和“我”回故乡的目的有关，应该交代，但对全文来说，这不是主要的，因此只在叙述中一笔带过了，如改成对话的形式，反而会喧宾夺主。又如，写中年闰土的景况，先是通过闰土的对话来叙述，接着又通过“我”和母亲的叙述加以补充，这样变换着写，效果就比单用一种写法好。当然，写人物对话，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什么情况下运用对话的形式，怎样写人物对话，怎样处理好对话与叙述、描写等各种表现手法的关系，都要根据具体内容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