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戏可看：作为别无选择的疗救

　　从一九0六年看客情结的诞生，到一九二二年看客典型的完成，十六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鲁迅，作为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先知者和改革者，在不断地摸索着、观察着、思考着、 呐喊着。但这一切的努力似乎没有任何效果，反倒让他本人陷入了极端绝望的境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办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撼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鲁迅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提出了上述的见解和主张。这实际上是先觉者启蒙无望后的绝望，是改革者期待国民完成“人的自觉”而趁于偏至的文化心态。它使鲁迅对待国民看客性的态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由前期热烈深沉的“哀其不幸，怒其不角”，转向后期冷峻犀利的批判挞伐。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鲁迅这样诠释了《复仇》的创作动机。《复仇》体现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的“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的主张。十年后，即在鲁迅逝世前一九三四年五月，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信中又回忆起了这篇文章：“我在《野草》中，曾记得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竟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竟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们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