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那么执着批判国民性?这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现实的深刻认识有关。他在1907年前后就已经有过立国必须立人的思想。“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即只有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才能够使“国民”真正走向觉醒。可以说，“立人”贯穿鲁迅思想的一生。在鲁迅那里，“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鲁迅对“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批判，目的并不直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个体人格的现代化，即“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也就是说，鲁迅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础问题。

　　其实，对国民性的关注并非鲁迅独有。晚清以降，象梁启超、严复这些先驱者，都提倡过类似的口号。严复编《天演论》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优胜劣汰的新价值观，其衡量种族优劣的指标中就包括“民力、民智、民德”。严复从进化论演绎出的“鼓民力”之说，在急于适应和满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需求中，中国过去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国民性格都成了民族生存的障碍。在严复的时论中，国民性改造的愿望就迅速清晰起来，虽然他还没有使用这个词语。

　　梁启超1900年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提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梁启超没有直接用改造国民性这个概念，而是提出“开民智”。1902年梁启超开办《新民丛报》，从刊名可猜测梁启超还是把国民性改造视为“第一急务”了。孙中山在对中国国民性的检讨上，与严复、梁启超并无大别，而且他们一致将其原因都归之于千年专制所造成的积习。但严复以中国民智未开不适于共和的立场，被孙中山讥为“曲学之士”，孙中山质问的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同的立场。改造国民性其实是晚清以降思想家和先驱者思考中国之命运的一种趋势，鲁迅接续了这种思潮，并付诸实践。改造国民性并非给中国人丢脸，并非全盘抛弃传统，而是很实在的一种精神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