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看了梁实秋的文章后，决定亲自出手反击梁实秋，“来写它一点”。于是，被收入中学教材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华丽登场。针对梁实秋的辩解，鲁迅继续猛烈攻击，“大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针对梁实秋“领卢布”一说，鲁迅毫不客气地进行了反驳，“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锤定音，从此，作家梁实秋就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鲁迅的用意当然不仅仅是“痛骂“梁实秋几句。实际上，他也看到这种互相扣帽子、扯辫子的做法并没有多大好处，不能把文艺批评政治化，特别是不能把国民党政府牵涉进来，因此，他也给梁实秋留有余地，“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

　　鲁迅对自己这篇文章很满意。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写好这篇杂文交给《萌芽月刊》时，“他自己高兴得笑了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当事人的预计。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与鲁迅的说法遥相呼应;1949年，解放前夕，梁实秋离开了大陆，去了香港，后移居台湾。临行前，他对原暨南大学副校长王越说，“当年鲁迅要打的‘丧家狗’、‘资本家的走狗’指的就是我，新中国成立了，怎么样对待我，实在心中无底。我还是先到香港看看再说。”当时鲁迅早已去世，但还是吓得梁实秋不敢留在大陆。

　　梁实秋离开大陆，是福是祸，谁也难以一语说清。唯一可能需要指出的是，晚年的梁实秋在台湾创造了一大批作品，并且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而观之留在大陆的学者文人，在1949年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出来了。

　　(来源：《中国青年》杂志，作者：何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