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论如何，事实是：鲁迅生前已经称圣。“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宋庆龄在一封劝他治病的信中这样写道。他隆重的葬仪，万人空巷，他并不高大的身躯覆盖着一面大旗，上书“民族魂”。也不必再苦苦设问：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看看鲁迅的弟子们，冯雪峰、胡风、萧军，是怎样了，就能揣测个大概。

　　二

　　在我看来，鲁迅是个明白人，太明白了，他对于历史、世道、人心都有极透彻的认识，想蒙他是门儿也没有。他从不犯幼稚病——无论“左”“右”。五千年的历史，任凭爱排场的学者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发达时代”、“中兴时代”的好题目，鲁迅有直截了当的说法：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太明白所谓“正史”有太多的遮掩、粉饰，他更喜欢看野史和杂记，更常常“推背”——所谓“正面文章反面看”。他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于是他不辞“尖刻”，不留情面，大笔一挥，揭穿堂皇华贵的麒麟皮，使其露出下面的马脚来。他揭示“二丑艺术”，发隐“帮闲法”，他区分着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他谈“堕民”，他塑造了阿Q这一典型，直指中国人的灵魂。他说：《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他太明白中国传统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了。

　　可以说他是深得传统的精髓。这只要看看他印《北平笺谱》就明白他于“古”嗜好之深;可是他告诉青年人少读或竟不读中国书，这不是故做偏激或随便的玩笑，实在是他自己“用许多痛苦换来的真话”。他于现实政治亦有清醒认识，他指出革命中的污血，他不大相信所谓“黄金世界”，他说：“我觉得仿佛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当标语、口号、公式化、概念化作品充斥左翼文艺时，鲁迅明白无疑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固然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但宣传并不都是文艺。他很在乎艺术的准则。关于萧军要不要参加“左联”，他在信中写道：“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便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 以我所见，鲁迅关于历史文化的立论或者现实生存的抉择就从没有错过，这在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现实歧路纷纷的大动荡时代，是太不容易了。你只要想一想那时期有多少思潮、多少“主义”，真是乱花迷人眼啊，你只要想一想与鲁迅同时代的那些人物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堕落，你就会感到：鲁迅是太了不起了。被郭沫若的创造社讥为“封建余孽”，被周扬的“左联”指为跟不上形势，然而历史证明，那是他们幼稚。鲁迅进化的路径明明白白，有踏实的足迹可察，他不是风派，也不被各种好名头的“思潮”“主义”炫惑。他活得明白。而这“明白”的获得，不仅由于鲁迅具有强大的认识能力，更在于鲁迅做人做文始终正心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