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注：牛二，小说《水浒》中的人物。他以蛮横无理的态度强迫杨志卖刀给他的故事，见该书第十二回《汴京城杨志卖刀》)。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Le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仅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道学，又称理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思想体系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