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战役、长城抗战：鲁迅仍以抨击国军和国人为主，但文章中的爱国热情是很明显的

　　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东北军不战而逃，热河很快沦陷，随后爆发了长城抗战。针对中国军队的节节战败，鲁迅在《迎头经》中讽刺道：“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日军所至，抵抗随之’……不错呀，‘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这不是迎头赶上是什么!日军一到，迎头而‘赶’：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日军到闸北，迎头赶上真茹;日军到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日军到承德，迎头赶上古北口……以前有过行都洛阳，现在有了陪都西安，将来还有‘汉族发源地’昆仑山——西方极乐世界”。虽然鲁迅未曾言及国军在长城抗战中的英勇与牺牲，但其文章中的爱国热情，仍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主流文艺界在长城抗战中的表现，鲁迅也很不满，写了《从幽默到正经》(1933年3月)一文讽刺道：“不幸东省沦陷，举国骚然，爱国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结果发见了其一是在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又不幸而榆关失守，热河吃紧了，有名的文人学士，也就更加吃紧起来，做挽歌的也有，做战歌的也有，讲文德的也有，骂人固然可恶，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且不论文章的观点是否偏颇(因着国难深重而痛揭“国民性”的麻木，本也是鲁迅一贯的思想)，鲁迅文中对国难的痛心，却是明显的。

　　总体而言，鲁迅显然高度支持抗日;惟其文章所言，亦有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形者，今人须当注意

　　综上，鲁迅支持抗日是毫无疑义的事实。只是由于杂文的特性，很多时候表现的并不明显。从文章内容看，鲁迅显然更乐于抨击国民政府。只不过由于他远离决策核心，朋友圈中也鲜有通透了解时局政策之人，其文章所言事实内容，常与真实情况有着较大出入。

　　类似当局在华北交涉中的忍让与底线及拖延中日战争爆发时间之目的，鲁迅无法谅解，奶是情理中事。④惟鲁迅杂文影响甚广，其文中所涉具体事实，今人当仔细辨别。如1933年《逃的辩护》一文中，鲁迅说，“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早落水’而死了。”事实上，1931年12月南京请愿期间的所谓“珍珠桥惨案”，军警并未动用刺刀，更未开枪，虽确有一上海学生名为“杨同恒”者落水而死，却也只是意外⑤。如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所说，“作为一个世事的讽刺评论家，鲁迅自己并不能避免他那个时代的感情偏见”。当然，今人不必责备鲁迅文章中的这些事实偏差，毕竟鲁迅当日也无力欲廓清事实。惟今人须谨慎看待这些事实偏差。

　　简而言之，指责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侵略者”，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注释

　　①思：《鲁迅愿作汉奸》，1934年5月6日《社会新闻》第7卷第12期;②本文所引鲁迅文章全部参考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范艳娥《鲁迅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辽宁师范大学2012年4月;③更多内容可参考谌旭彬《鲁迅对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华的态度有问题?》，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43期，2013年4月8日;④如历史学者吴相湘认为《塘沽协定》“对于中国现代史实在非常重要。因为全国朝野就是利用这四年时光奠定了八年抗战的精神和物质基础!”⑤可参考谌旭彬《再谈“珍珠桥惨案”中，国民政府有没有枪杀爱国学生》，“短史记”微信，2016年7月20日;⑥李惠贞：《台港学术界鲁迅评论刍议》，《鲁迅诞辰百年文集 下》，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1981年，第408页;⑦郁达夫：《忆鲁迅》，《郁达夫自述》，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