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旦进入实践领域，鲁迅所要建构的现代语文就也远较作为理论宣传的白话文论述更为艰难。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本人对这样的艰难性早有相当自觉的意识，可以说他一进入文坛就开始了这样的探索，并不断摸索总结，品味建设的艰辛，提炼成功的心得，同时还得随时回应同行的质疑和批评。

　　鲁迅尝试白话的时间远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1903年，他试图用白话来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然而却因为感觉不佳而放弃了，他那时的体会是：“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这样的文言实践一直持续了到1918年的《狂人日记》，而同一年翻译的《察罗堵斯德罗绪言》，依然使用了文言。所以说，文言与白话的选择，在鲁迅那里不仅是一个文化观念革新的问题，同时更是一种的现代语文的复杂实践的问题。

　　以白话文为表征的现代语文，根本的改变就是能够传达复杂多变的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这样的白话自然有别于传统白话而容纳了若干欧化的成分，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于是，西方语言元素的进入成为了可能：“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泡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必要”而非“好奇”，这就道出了欧化白话的出现深层原由：绝非一时的冲动或意气，而是建立新的语文表现的准确：“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1935年，李长之考察了鲁迅在语言文字层面的独特性，他特别指出鲁迅作品尤其是杂文对“转折字”的出神入化般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