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鲁迅的语文思想与语文实践，与我们曾经习惯于在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征用”鲁迅——或者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斗士，现代语文革命的先锋，或者是割裂中华文化传统、偏激的语言进化论者——其实，鲁迅是同时把握和征用了多种的艺术资源、文化资源与语文资源，在传统与现代、白话与文言、西方与中国之间做出了多种复杂的认同、继承、参证和修葺、创造，鲁迅的现代语文创作实施着一种“有难度的跨越”，在传统语文通向现代语文的道路上，几乎就是现代语文创作史上绝无仅有的“跨越”，这样的跨越并不一定完美无瑕，但却足以抛下的大数量的人们，也成为许多人(包括作为后人的我们)难以效仿甚至难以理解的复杂事实。

　　一方面，鲁迅始终坚守着白话文写作的大方向，认定:“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一再提醒我们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明确的态度：“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但是，正如人们发现的那样，鲁迅对白话文现代发展方向的坚定维护与他在语言实践层面上对旧有语言资源的审慎留用同样引人注目。前文引述Y生建议将鲁迅作品引入中小学课文，Y生所看重的恰恰就是鲁迅文学中呈现的那种留存文言余韵的简明流利，认为就是这样的文字与“近今语体文”颇有不同，“使人得到无限深刻的印象。”今天的学者，也不难从鲁迅的文字中读出所谓的古雅与简洁的传统精神，甚至发现其中对古典文化的某种沉湎，例如周楠本先生就考察过鲁迅对“古字”的特别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