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鲁迅语文”当作破坏传统文化的典型也就是视鲁迅的语言为白话文的典型，这样的逻辑虽然未必代表了鲁迅质疑者的共同逻辑，但是，我们却能够进一步发现，对“鲁迅语文”的批评却绝对不是最近10多年的新鲜事，回看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史，我们既能够在沈雁冰、瞿秋白、毛泽东等处读到对鲁迅思想的大力肯定，在李长之等处读到对鲁迅文体、语言的赞扬，但也能够在梁实秋、创造社同仁那里发现种种的语言文体批评，一句话，对“鲁迅语文”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其实一直都存在明显的分歧，而且，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人们对鲁迅语文的分析都离不开文言/白话、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这样的话题。

　　今天我们的认识，也就宿命般地跳脱不开国学/西学、或者国文/语文、传统语文/现代白话传统教育/现代教育等纠缠不休的主题。

　　重要的是，一个世纪以前的鲁迅也早就亲身参与了新世纪之交的这场语文论争：他不仅积极地回应了一次有一次的语文论争，公开声张为自己的立场和追求，不断阐述自己的语文思想，其中，甚至也包含与基础教育的对话。1923年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就有人提出将《呐喊》编入中小学课本：“我觉得，如《呐喊》集这类作品，虽不能当作地理与历史课本看，至少也可以用作一部作文法语修辞学读，比较什么国文作法，实在高出十倍。”而孙伏园则告诉我们鲁迅的另一番态度：

　　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里用《呐喊》做课本，甚至有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有人给小孩子选读《狂人日记》。

　　这些事实说明：关于“鲁迅语文”的争议不仅由来已久，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内部，鲁迅本人早已经主动介入了这样的问题，以自己的智慧思考着这样的难题，也以自己的实践展示着现实的可能。离开对鲁迅本人语文思想与语文实践内在逻辑的剖析，单凭我们今日一己的愿望或想象，根本无法触及这一宏富追求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