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爱谁，那就没命的去爱。固然很有哲理。但问题往往并不这样简单、绝对：既然只要没命的爱就是好的，既然爱谁是毫不重要的，那么爱汉奸也对么，爱侵略者也对么?你若谁都不爱，那就死掉吧。这就有点“谋杀”的嫌疑了。历史用来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大革命后的鲁迅，竟也确有了先前的启蒙对青年是一种谋杀的焦虑：“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高傲，对于强权者表达，是一个人不得了的表现，若是对“我”这样一个谦恭者、弱者、真心求教者表示，味儿可就变了。人家并没有请你来做什么，你来“启蒙”一下;弄得人家有意求你了，却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知识分子在一味省人时也当自省，尤其是，当我们把“启蒙”这个能指在其聚合群里找个表3 鲁迅：《鲁迅景宋通信集》(二十四)，转引自《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吴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91页。

　　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转引自《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吴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91页。

　　达平等活动的词语进行替换时。

　　再看“我”的姿态。被弄醒后是这样说的：“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其近于搞笑的“语气”也并不是无知者无畏的轻狂样，而是把对方当成精神导师来对待的。然后则问进一步的行动方向：请问我该爱谁?这样固然显得很无知，很愚昧，但虚心就教之态可掬，孺子可教。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现在人家已经“愤”已经“悱”了，为什么还不启发呢?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这是虚情假意的奉承。鲁迅曾经说过，一条小河究竟是浅些好还是深些好呢?深的太混，搞不清是什么，也许还是浅些好吧。但一旦遇见浅，渊博者可能又无法自控的不能“欣赏”了。这也是“伟大的厄运”5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高明的导师，即使认识到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至少也应该给个方向，使这个刚刚觉醒，思想的羽翼尚未丰满的小羊羔不致迷失方向吧。既然是声闻而非辟支，那么，乍醒的一刻肯定对爱的方向以及精髓之类的不甚了了。时代是豺狼满布飞沙走石，如此幼小的心灵怎能立得住脚。所以，“我”的这个“请问”，不仅是在形式上谦恭，而且在精神内容上十分合理与必要，决非无厘头胡闹。对这样的请教都不屑指导，真不知要指导什么了。偏不说，当然很个性，但是又特别的像很深的水，有故作高明的嫌疑了。显然，我的矛头并不是指向爱神对“我”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爱神，这个众生的启蒙者，为了一个具体问题中的正误，忽略了表达的态度。正误是非当然重要，但表达这种正误是非的“语态”可能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

　　启蒙者-爱神的视点应该说是很高的，揭示了一个更深的普遍真理而不局限于某个具体。强调人的自性，强调辟支，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不当成为取消启蒙的理由。爱神在启蒙的同时，又以其特殊的话语姿态消解着启蒙。抽象的东西总是要通过具体来体现的，历史只能在具体而不是抽象中前进，相对具体的指导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在他过于执拗的坚持他的“高度”时，显得大而不当：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从而造成对历史的误解和自我完成的虚妄。可见，启蒙也有其弊端。历史毕竟不是一个可以在思维中作封闭式游行的圆圈。这首诗显示了启蒙的高超与洒脱，却客观上展示出某种自我悖谬。换言之，文本结构是分裂的，有两套互动然而相异的话语系统：启蒙者话语和被启蒙者话语，由其互动导致文本在“所指”上的结构分裂或曰自我解构：启蒙的高明和启蒙的虚妄。这根本也许在于，启蒙者自身的话语是分裂的，即自相矛盾的：朝我射箭时，是启蒙;回答我的请教时，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即拒绝启蒙。想想当时的启蒙者基本上不怎么接触真正的民众(他们的伟大抱负却正是唤醒苍生)就可以明白这个情节包含了怎样丰富的悲剧性历史内涵了。当时的启蒙大家有很多都是深居简出于象牙塔的，比如胡适，毛泽东当时作为一个“小人物”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的。五四是狂飙突进的，这很容易被转换为这样的表达：浮躁凌厉、“不切实际”。

　　现在，我们何不从文本的“格调”及其和“语义”的关系来瞧一下呢。文本谈论的是爱的觉醒，是启蒙，应该说，是个于人世人生很重大很严肃的课题，但文本的风格却举重若轻，有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样的感觉。或者换一种 “放肆”的说法，文本的格调非常滑稽，油滑，搞笑，令人有一种忍俊不禁的爽快在口里含着。启蒙者竟然是个“小娃子”，而不用儿童、甚至小孩这样相对庄重的称谓，于是从形象到语态都带着游戏、戏谑或谐谑的“格调”。而且，要命的是，这种语态，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被贯彻到最后，不能不让人在这一层面停伫片刻，玩5尼采：《人性，太人性了》第1卷第4章158节，参《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171页。

　　味其不可思议的真意了：“翅子，小娃子先生，着慌，摇头，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你要是?”，??这里，启蒙者没有任何我们平常设想中的神圣光环，而更像一个贪玩的调皮蛋，不知所措的闯祸精。特别有趣的是“小娃子先生”这个不伦不类的搞笑级组合：既然是“先生”，就应该比“我”年长才“像”，谁知竟是个“小娃子”;虽然只是个“小娃子”，却又不得不正儿八经的喊一声在感觉上应该比“我”老的“先生”。文本的幽默风格于是对启蒙这一神圣严肃事业产生某种去神圣化的“解构”。(关于形式对内容的悖反，还有刚才已经涉及的例子，就是爱神回答“我”时的态度，让人不太容易认为是尊重“我”关于“爱谁”的见解，从而使邵先生的“启迪说”多少有牵强之感。)以轻驭重，以调侃言肃穆，以极不严肃演绎极其严肃，这种油滑的方式其实渗透在鲁迅先生几乎所有门类的创作中，如其杂文的嬉笑怒骂，小说《孔乙己》《阿Q正传》等，尤其是《故事新编》，鲁迅先生更是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油滑”写法。这应看作一种对人世人生的特异姿态，一种高的姿态，一种嘲人也自嘲的开明、彻悟的人生境界。这种油滑的态度，也是鲁迅先生写作新诗的主要态度。鲁迅自己说写新诗只是打打边鼓，振奋新文化阵营的军心，因为当时诗坛有点寂寞，而他自己是不喜欢写新诗的，等真的自称为诗人的人一出现，他就立刻不做了。我也许想说，以这种态度来作言说启蒙的诗歌，本身就会对启蒙起到意想不到的另一种作用。　　客观会侵入主观，这种对启蒙无意的消解不久之后竟然成为先生对启蒙深刻的反思，质疑。关于启蒙立场的质疑，鲁迅先生后来是反复表示过的，比如在《呐喊·自序》里的铁屋子说以及其他一些场合的说辞，和我刚才从这首诗中分析出来的“结论”颇有相似之处，如启蒙可能只会徒增烦恼痛苦，或者是对被启蒙者进行“诱杀”，等等。有论者认为，“当鲁迅以‘我’的名义对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原则与物质文明提出抗议的时候，在思维内容上，他的‘怀疑主义’已经远离了18世纪启蒙主义，毋宁是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反思”。6“救救孩子”，后来觉得“空空洞洞”;“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有论者锐利的指出：“鲁迅的失败感已经成为一种固执的心理倾向和情结”、“失败感总是与幻灭感连结在一起”。7启蒙大业，竟终至老境颓唐。

　　从这首诗写作时间来看，他也许还没意识到“启蒙的虚妄”，而只是用这一首诗表达爱的可贵和必要，以启蒙(弄醒)的宝贵和必要为潜台词(前提)。当然，我不是不能找到这种意识可能存在的证据，只是不愿坐实罢了。“实际上，即使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也对科学理性的功能持冷静态度”。8换言之，对于“隐含的作者”而言，这种虚妄意识或许只是“无意识”中的，暗含而未必暗示的。但我从文本自身所包含的相互歧异的话语系统中却品出了这另外的意向(这些意向不妨看作鲁迅后来明确反思、质疑启蒙立场的“种子”)，尽管和作者原意大异其趣，却有文本本身的支撑，所以，大约也可以算作是对文本模糊空白处的填充，一种解构式的有意误读，以便从一个“意外”的视角看一下启蒙的世纪面影。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62页。 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90、91页。吴先生以《虚无的包围与纠缠》整章的篇幅讨论了鲁迅的虚无意识，虽然主要针对鲁迅人生而言，但无疑包含了他的启蒙事业。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