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鲁迅在五四时期写有一首白话诗《爱之神》，收录在他的《集外集》杂文集，欢迎大家阅读下文学习。

　　爱之神〔1〕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爱之神，古罗马神话中有爱神丘比特(Cupid)，传说是一个身生双翅手持弓箭的美少年，他的金箭射到青年男女的心上，就会产生爱情。

　　鲁迅《爱之神》的解构式阅读

　　鲁迅不以现代诗著称，但有的诗写得很有意思，或者说很有深度，比如《爱之神》(《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5号)，就收在《新诗鉴赏辞典》里，邵伯周先生在鉴赏说“‘爱’的觉醒是人性的觉醒，要求得到爱情，更要求解决‘爱谁’的问题。”1并说，是让有头脑的人自己去思考，启迪他决定了爱谁，就没命的去爱。正如《华盖集﹒杂感》中说的那样：“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这样理解，一般而言我们是不需要提出异议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文本中的并存结构及其之间的歧异，便不难发现它的“歧义”，而这又可能是作者潜意识的某种流露，并为后来的他自己的反思埋下伏笔。这些歧义以不可阻挡的自身存在召唤我们进行“误读”2。这意味着，本文将要从一个“出人意料”的角度进入文本。

　　我的感触是从“爱的觉醒”开始的。从觉醒这个可爱的词语联想到一个同样可爱的词语：启蒙。于是，我突然想把它当成一个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一个小小对话或者插曲来看待了，并且进一步当成启蒙这一历史命题的历史存在形态和前景“宿命”的象征。(邵先生说这是一首情诗，我却觉得这只是一首有关情的诗，由于本文的兴奋点不在“谈情说爱”，故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存而不论。)

　　觉醒必然来自一个不觉醒的状态，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一，对这种不觉醒状态的认知或估价，究竟是怎样的。二，对这种状态的改变应该达到何种新状态才是“功德圆满”的。这当然又不得不牵涉到另外一些问题：不觉醒者的愿望或态度，所以要考虑这个，不仅由于它和启蒙的效果有关，而且对它的认识与处理也与启蒙者的态度或动机或者说精神境界有涉;启蒙者的状态。

　　我们不妨确定这首诗歌存在两个相异的话语结构;小爱神即启蒙者和“我”即被启蒙者。这两种话语其实是有冲突的，人们在进入这首诗歌时，多把自己的“倾向”全倒在启蒙者这一强势话语方面来“理解”该诗意义，很少有人平心持正，以中立立场肯定双方的合理性，指认各自的匮乏，至于“降志辱身”，潜入被启蒙者群落体味其难处与真实所需的，更是罕见。平心而论，邵先生可代表流行看法的观点是很有深度的，我不得不坦承受到了启发。但，有史以来的阅读中，爱神的合理性总是前置，暗含的虚妄则遮蔽;“我”受到的“待遇”，则恰好相反。既然人们都对对话的强势一方 “优点”如此兴奋，认识如此充分了，这里也就不必画蛇添足，故此，本文可能要着重在“另一方面”用力了。

　　2邵伯周：参《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15页，。 德比基：《新批评与解构：诗歌教学中的两种态度》，参见《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朱刚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327页。misreading,按德比基的说法，不是错误的误读，而是不完全的误读。

　　首先，爱神和“我”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对话”，而对话应该是具有主体间性的，是一种主体际关系，即双方是完全独立而且平等的，而不应是单向的说-受关系，一种强对弱、上对下的关系。从而，双方的合理性都应该被纳入考量的视域，双方的需求都被尊重，而不是仅仅是某一方的。

　　文本中，爱神之对于“我”，是一种全方位的超越，在对“我”一切行和言中，都有一种不可思议毋庸置疑的优越感，一种地道的强势话语。“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这种空间位置不妨看作精神位置的隐喻。“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这两行诗，既关涉“我”，也关涉启蒙者。虽然是“我”在看，但“我”一直没能在话语中出现，可见其“地位”的无足轻重。 “我”，作为一个低低在下、无知无识的凡夫俗子，在任何一个方面，与爱神相比都是弱势群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其被动、懵懂、不知所以之态可掬。而启蒙者，凭自己的意思，随随便便就射了箭，即启蒙了。“一手搭箭，一手张弓”，姿态何其潇洒。“不知怎么一下”，就是说，已经潇洒到任意所之的地步。然后怎么办?撒手不管，爱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去。这可以看成是启蒙者思想开明，不强人所难。其暧昧处在于这和不负责任，显得缺乏耐心、脾气暴躁很相像，是有违启蒙为一项神圣严肃高尚负责的事业的。其态度，是非常的不屑一顾。我们就有理由质疑，充分尊重被启蒙者的感觉了么?启蒙是为了什么呢?是真心为对方好，拯救苍生于水深火热呢，还是只想表演自己的天性，或者，仅仅是为显示自己的高明和伟大?“你也是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显然是讽刺对方没有心胸了，因为有心胸的是不会说“这宗话”的。也许他是纯洁的无私的，但他的做法和态度却没能体现出来，而是做了让人(首先指被启蒙者，然后可以指认为众生应当平等相待者)只能往相反方向联想。文本自身作为一个客体向人表达着这一切，而无论是否在主观上觉察到。启蒙者在态度上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些，而不是傲慢自负不可一世;以平等的姿态待人待事而非高高在上。在具体的进行中，因材施教，真正体贴出对方需要怎样的指导，怎样的精神需要，以对症下药，而不是凭一时兴致，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唯其如此，才能使“教导”产生实际效果，启蒙才能真正作为一项事业在历史中确立。然而，鲁迅自承的“黑暗”是当时启蒙者流行色么：“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