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的影响，柳宗元养成正直、执着、真诚、刚正不阿的伟大人格和办事公道正派、不徇私情的作风。柳宗元与刘禹锡和韩愈都交往深厚。柳宗元对刘禹锡是坦诚相待，两人情宜深重。但是，两人之间在学术上却不免有分岐，如刘禹锡在柳宗元的《天说》一文中强调“天人不相预”的观点持不同意见，提出了“交相还相用”、“人能胜乎天”的观点，并写了《天论》予以补正。而柳宗元则以“彼不谋我，而我何为务胜之耶?”加以反诘。虽如此，两人的关系却愈见亲密，直至后来两人均遭贬谪，仍然彼此相互勉励，写诗和唱，刘禹锡还受柳宗元临终托付，将他的著作编著成册，遗留后世。对韩愈，柳宗元更多的则是敬重，两人在提倡古文运动之中并肩作战，友谊深厚。但是，当有不同意见时，柳宗元却毫不妥协。后来柳宗元逝世后，韩愈连写了三篇墓志、碑记和祭文来悼念他，并对他作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可见柳宗元刚直真诚的人格力量。而在处事方面，柳宗元更是公道正派、处事不徇私情，恪守“惟道是就”的原则。他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仕途通畅，想投靠他弄个官做的人达到了“排门塞户”的地步，但是他却绝不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做这种交易。在对是非的判断上，他更是刚直不阿，总是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怕得罪权贵，更不怕祸及自身。

　　柳宗元对国事民情非常关注。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两年后，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在民生上，他认为应该“贫者固免，富者增赋”、“舍其户而唯丁田是问”，可见，他对百姓是极其关心的。　　柳宗元出生在中唐社会由盛到衰的时期，他目睹了“建中之乱”藩镇割据给民众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着深刻的体会。贞元十七年(即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至此他与官场上层人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交游，对朝廷里政治的黑暗和腐败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从而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推行的“永贞革新”，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省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到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做司马。从这时候起，柳宗元的思想和性格都产生了一定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