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论述序文的内容。二十多年前，我在《试论柳宗元的“统合儒释”》(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文中对这篇序文的写作背景作过分析。经过这些年的学习，对这篇序文有了更深的体会，主要是：柳宗元在他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不断充实完善的基础上，郑重地提出了“统合儒释”的主张，言前人所不敢言。甚至，我以为“统合儒释”可以说是代表革新集团试图从积极方面入手，解决由来已久的儒释纷争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一种尝试。以儒统释，柳宗元精通佛学，潜移默化不致引起浮屠的逆反心理，足见柳宗元重视工作方式方法。考虑到永贞革新的主要目标是抑制藩镇、宦官，废除德宗朝种种弊政，而佛教当时在社会上盛行，像文畅这样的广泛结交士林、大官的高僧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可以与皇帝平起平坐。“人其人，火其书”的措施固然痛快，但一时之间恐怕却难以实行，徒增革新阻力，“统合儒释”在当时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文畅将要去的河朔，正是强藩坐大之地，又是尊礼浮屠的地方，所以柳宗元希望文畅到那里后“宣涤疑滞”，亦即宣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道理。看他用“伟长、德琏之述作岂擅重千祀哉”，一句话既赞扬了河朔当地的人文，又轻轻把藩镇手下的文儒之士开脱，把批判矛头直指藩镇本身。劝勉文畅不要受藩镇的财货拉拢，一定要回来，还要采风带回来，使河朔地方士民反对藩镇割据，盼望重沐王化的心情得以广为传播。柳宗元在序文最后使用了“郑志”这个僻典，也是很巧妙、很有分寸的。先秦诸侯国使节往来，东道国设宴招待，宴间宾主有唱《诗》(后之《诗经》)互相恭维以敦睦邦交的惯例，《左传》有很多记载。但唯有襄公二十七年所记录是一个特例，当年郑简公设享礼款待晋国的赵文子，跟随郑简公与会的七个臣子各唱了诗，但惟有伯有唱的《鹑之贲贲》，有讽刺怨恨国君郑简公之意，会后引发了赵文子一番大议论并预言伯有将要被杀，柳宗元特称此典故为“郑志”。读这篇序文，使我们感受到，柳宗元当时思想已经很成熟，既能坚持原则又能讲究策略，俨然有廊庙大臣举重若轻的气度，不是一个22岁的青年所能达到的水平。　　永贞革新酝酿期间，王叔文、柳宗元等人诸如此类在深层次上议论时政张扬革新纲领的文章必定不少，可惜革新失败后荡然无存。此篇序文因寄托于与浮屠的交往又只在朋友间传阅，得以流传下来，真可谓硕果仅存，弥足珍贵的了。

　　对于“统合儒释”千年来多有评论，但以负面的评价为多，影响所及使后人对柳宗元的思想、政事、学术、文章也多有误解或先入为主的偏见，因而对柳宗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未能公平地、足够地作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