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柳宗元序文的内容来分析，上述我的推论更加能够成立。序文明白说文畅早年“服道江表，盖三十年”，然后才到长安“驱锡逾纪”，一纪是12年，那么他离开长安去游五台河朔，最少也是60开外的老人了。而且他这次的北行，是要到五台灵山参加文殊盛会，并决心“脱去秽累，超诣觉路”，就是说要在那里圆寂终老印证正果，不再回到京城长安来了。所以柳宗元序文中先说“吾徒不得而留也”，继而还请出一批德高望重的大官来挽留和盼望他的归来，最后再次吁请他不要滞留于藩镇坐大之地要采风带回来。恳切之情溢于言表，似可窥见贞元末年朝野壁垒分明，气氛凝重之一斑。再说如果作于贞元十一年，那时柳宗元虽两年前已中了进士但尚未得官，序文中那些抨击藩镇的议论是不大可能说的，更何况还提出“统合儒释”大胆的主张，与其身分不相符。那年柳宗元22岁，对与他祖父同辈的文畅，那些劝勉诱导的话也是不大可能说的。换在贞元十九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柳宗元三十而立又已为官五年，永贞革新正在密锣紧鼓地张扬造势，争取支持，积累力量。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在革新集团中“总揽外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全面负责公关工作，正是柳宗元在政坛上叱咤风云、踌躇满志的时候，序文中那些内容就顺理成章，容易理解了。韩愈、柳宗元的送文畅序都着重议论时政、时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政治形势，也为两序写作于同时前后提供了旁证。

　　如再以文风而论，柳宗元少作尚有六朝骈四俪六余风，例如贞元九年写作的《送苑论诗序》，但此篇《送文畅序》则已完全是流畅散体文，用典也少，截然不同。

　　附带一说，韩愈后来也有《送文畅师北游》诗，诗中说的明白，写作时间是在他三年阳山之贬重回长安任职之后。确切的时间有待考究，但总之是在元和二年之后。那时永贞革新风暴己成过去，柳宗元已经贬在永柳，所以诗的调子已很平和，完全没有了批评柳宗元好佛和对文畅关系太亲密那些沉重的话题和激烈的言词。对文畅的态度也转变到十分友善，诗末“僧还相访来，山药煮可掘”，甚至表示退隐后可以和文畅去种药求长生了。根据这诗可以断定，文畅游河朔之后重回了长安，柳宗元已贬永州，文畅上人这第二次的北游，是去游什么地方，同样待考。因而，《柳宗元集》中《送文畅游河朔序》题下的[韩曰]认为：“韩又有《送文畅师北游诗》意与公此序同时作”，肯定是错了的。两次北游不是一回事，最少间隔了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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