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古代的诗歌以抒情见长，“诗缘情”是自六朝以来诗人们的共识。而借山水以抒情则是自六朝谢灵运、谢朓以来山水诗的传统，柳宗元的山水诗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不同的是，柳宗元的山水诗情感深刻真挚，尤其是柳州时期的山水诗。

　　在永州时期，柳宗元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的身份在当地生活，政治上的失意是他心理上的雄心被扼杀的征象，纵情山水，学当年的谢灵运、谢朓，摆出一个再世屈原的姿态，这自然是最理想的生活，既可让那些反对派们放心自己的不务正业，又可让人理解自己那颗骚人之心，因此，柳宗元在永州写下了大量的山水游记散文和山水诗。与山水游记散文的以“弃地”自比相似的是，柳宗元永州的山水诗也经常借助山水表现自己那种失望悲愤的心理。在这些山水诗中，柳宗元往往是先叙述山水之景，然后抒发自己幽思。如《零陵春望》：

　　平野春草绿，晓莺啼远林。日晴潇湘渚，云断峋嵝岑。仙驾不可望，仕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

　　在描述永州春天景色后，诗人以仕途的艰辛，自己心情复杂作结，颇有一种失落之感，而《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则在写景中穿插自己身为“弃客”的“骚怨”情结：“高岩瞰清江，幽窟潜神蛟。……惜非吾乡土，得以荫菁茆。……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南涧中题》也说：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从对景物的感受，写到自己的去国怀人，萧瑟之秋风似乎使诗人忘记了疲劳，但是那种孤寂与悲愤却是无法摆脱的，毕竟秋风萧瑟，羁鸟鸣叫，再加上自己孤独一人，去国婚游，个中愁苦无法排解，从情感上来说，自然无法跳出悲伤的氛围。到永州后，柳宗元深刻地体会到屈原那种被放逐的心理，他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说：“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纵情山水，其实也正是表达他那种不平静的心理，虽有感伤，却更多一份悲愤，正如胡应麟评价他的《江雪》一诗所说的：“‘千山鸟飞绝’二十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然律与辋川诸作，便觉太闹。”[1](P268)是一种内心不甘寂寞的直接表现。

　　但是，这种情况在他再贬柳州后有了改变。柳州的山水在外在形式上就给了柳宗元一种特有的感觉，那种挺拔峻峭的山峰，那种曲似九回肠的大江，都给了柳宗元一种震撼的力量，而最关键的是，柳宗元二度被贬，这在他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地打击，他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加上在他到柳州后，依其若父母的弟宗直即在20天后因病去世，且“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的苦闷，使得他在柳州彻底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在柳州，柳宗元不再过多地表现他的宏伟志向——尽管他也还上书求汲取，但他却也比较安心的尽起了他一方州长的职责，管理地方政务。而在诗歌中，他则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无奈的哀伤的情怀，山水诗中的清婉转为凄凉。如其《岭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这是柳宗元元和十年(815)进入今天的广西境内赴任柳州刺史的旅途中所作的一首诗，虽然未到柳州，但是，透过路途上的景物，柳宗元已经预感到他在岭南的 “忧来非一事”，充满了忧伤。而《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则再次表现了自己的骚人情怀：“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破额山据谢汉强先生考证，当在今柳州市柳江县白沙乡境内，与当时柳州的治所马平县并不很远[10](P87)，但是近在咫尺的朋友却不能相见，其中苦闷可以想见。因此，在柳州，柳宗元虽然也曾游览柳州山水，也曾写下诸如《柳州近治山水可游者记》、《柳州东亭记》、《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等山水散文，但是，在诗歌中，柳宗元再也没有刻意地去临山摹水，山水在他的诗歌中已经成为抒情的工具，因此，在柳州时期的山水诗就没有了那种细致具体地描摹山水的作品，而往往是通过一些非常精练抽象地具有概括性的语言来表达，作者关注的是其情感的抒发，而这种情感又是以凄凉悲伤为主。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穷遮千里目，江流曲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近景远景，作者都以具有代表性的景物来概括，而突出的是他“曲似九回肠”的“愁思”，是他“音书滞一乡”的寂寞与孤独。而在柳州，柳宗元除了管理地方政务，剩下的就是他对故乡的思念了，在永州时他已经表现过这样的情怀，而到柳州后，这种心思更加凄婉，更加感人，如“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登柳州峨山》)，“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山水在柳宗元心目中已经变成影响他思想之情的客体，而那种望乡的心绪，只有身在异乡而又无法回去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凄凉哀怨而又悲愤无奈，这就是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山水诗的情感特点。方回曾经说柳宗元“年四十七卒于柳州，殆哀伤之过欤”[9](P1366-53)，不无道理。

　　柳宗元历经永州和柳州两个贬谪生活时期，永州与柳州在山水风景上都与关中不同，与中原迥异，作为一个中唐时期的山水诗人，柳宗元在这两处都六下了优美的诗篇。但是，永州山水与柳州山水不同，永州山水诗与柳州山水诗自然也就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仅仅是因为山水，更多的是因为柳宗元的心理，是柳宗元的生活经历、认识有了新的变化。在柳州期间，柳宗元于元和十四(819)曾作《答杜温夫书》，其中有言：“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这与柳宗元以往的观点明显有不同，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快意累累”，是“意尽便止”，而且毫无功利之心，是“未尝求过人”，这与原来一直追求“文以明道”的古文大家的观点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恐怕也正是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而从这一点看，柳宗元无疑也把握住了文学创作的根本，因此，陈长方对柳宗元的评价无疑也是正确的：“余尝以三言评子厚文章曰：其大体如纪渻养斗鸡，在中朝时方虚骄而恃气，永州以后犹听影响，至柳州后，望之似木鸡矣。”[11](P1039-405)这里的木鸡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 “呆若木鸡”中的“木鸡”，而是《庄子》中“其德全矣”的“木鸡”①，是成熟的意思。表现在山水诗上，也是如此。“生命漂泊之感，与向往安顿之感，无疑构成了山水诗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头”[12](P4)，在经历了永州十年的贬谪生活后，柳宗元再贬柳州，生命的漂泊无疑也驱使他寻求一种安顿的生活，而着也正可以使他在柳州的山水诗较永州时更包含那种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