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京城任职与其致君及物的远大理想。

　　先是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贞元十八年（802）初，刘禹锡调回京城任渭南县主薄，其职责是监察县里官吏，《唐六典》卷三十云“（此职）正九品上……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非违，监印，给纸笔、杂用之事。”次升任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闰十月，刘禹锡入为监察御史,《唐六典》卷十三，“监察御史十人，正八品上……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刘禹锡文才出众，但显然其志不在文，《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云“故起文章为大臣者，魏文贞以谏诤显，……元和初，玄宗遵圣祖故事，视有宰相器者贮之内庭，繇是释笔砚而操权化者十八九。”由此可知其志在乎“以文而贵”。当时的刘禹锡也特别注重结交重臣时贤，除了杜佑，还有韦夏卿、韦执谊、李汶、王叔文、武元衡等等，《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云“（吕温）年益壮，志益大。遂拔去文学，与隽贤交，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这是政治家的理想，其实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这一时期刘禹锡诗文创作也极少。

4. 永贞革新带来的思想情感之巨变。

　　屯田员外郎，兼判度支盐铁案。贞元二十年（804）正月，顺宗即位，随后进行人事调整，杜佑由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领度支盐铁使，王叔文任副使。贞元二十一年（805），刘禹锡为工部屯田员外郎，兼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天下财政，地位显赫。

　　刘禹锡从监察御史（兼署崇陵使判官）陡升为屯田员外郎，抱负凌云的刘禹锡一下子猛获晋升，迎来做梦都想不到的政治机会！而且“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旧唐书刘禹锡》），可以想见其“尽诚”、“徇公”之切，于是鼎力协助王叔文等人，迅速掀起“永贞革新”，痛改时弊。“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书尺，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盆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此时的刘禹锡达到政治事业的顶峰，一心致君及物”，是其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可惜好景不长，一百四十六天之后，永贞革新失败了。刘禹锡被贬为远州（连州）刺史，《资治通鉴唐纪卷五十二》载“朝议谓王叔文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途中再贬为远州（郎州）司马，刘禹锡一下子跌入政治深渊，连品行也遭时人非议，从此开始了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

　　永贞革新前后是刘禹锡人生发生巨变的分水岭，社会角色的重大变化致使刘禹锡思想发生根本的变化，永贞革新前是强势政治的代表，革新失败遭受贬谪之后则是弱势政治的体现，巨大的落差形成强烈的情感，成为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思绪，并不时显露于其诗文中，是其劲健诗风的重要思想来源！著名的《上杜司徒书》，作于其遭受贬谪之时，是刘禹锡为数不多的长篇诗文之一，全文 2502个字，处处透着悲愤，“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故见乎词”。而最能体现其遭受巨变情感的诗作则是游玄都观的两首诗，诗云“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马自力先生分析，这是中唐文人“郎官”意识的体现。贞元二十一年，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时曾来玄都观，那时他意气风发而观里尚无挑花。贬谪十年后招还京师游玄都观看到娇艳桃花，感慨万千；旋出牧十多年，再返京师重见桃花，又增新的感慨。这些感慨集中到一点，就是诗人睹物思旧，想起当年在永贞革新时指点江山的豪迈，但后来不仅壮志未酬，还身陷“飞谤”，直至“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再观桃花，情何以堪！参考文献：

　　[1]瞿蜕园校点,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言,1999:4.

　　[2]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黎文丽.唐代校书郎与文学[D].陕西师范大学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